麦崇楷，毁于贪官“流行病”

　　-刘仁洲 王元松／文

　　2003年12月2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涉嫌受贿106万元，一审判处广东省委政法委原副书记、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麦崇楷有期徒刑15年，没收其个人财产15万元，并追缴其余在案财物。麦崇楷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省第一个被查处落马的最高级别法官。

　　麦崇楷的堕落，其诱因离不开所有贪官的“流行病”———好色、贪财……

　　“流行病”之一：好色

　　麦崇楷是个孤儿，在阴冷潮湿的孤儿院，麦崇楷度过了他的童年时光。麦崇楷1951年9月参加工作，1954年1月入党，从基层岗位一步步走上来。1989年1月，他正式就任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1998年，他曾因参与审判世纪大贼“大富豪”张子强而声名大噪。

　　随着年龄的增长，麦崇楷产生了“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思想，开始放弃世界观的改造，对社会上不良风气的侵蚀失去了警惕，私欲逐渐露头。昔日朴素的麦崇楷开始追求名牌，讲究派头。当他得知打高尔夫球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时，便热衷于打高尔夫球，不管是老板、下属还是有求于他的当事人，也不管一场球的花费有多高，只要有人请，他就去。麦崇楷的球技在高消费中越打越精湛，场所也从南国的广东打到北国的辽宁，打得大江南北的人都知道他在广东的高尔夫球场上无敌手，最后竟“锻炼”成了高尔夫球协会的副会长。

　　麦崇楷逐渐沉迷在吃喝玩乐之中，他经常出入灯红酒绿的高级宾馆、酒楼、夜总会，频频光顾贵宾包房，接受异性按摩。在形形色色的人物打点下，出手大方的麦崇楷，深受“三陪”小姐的欢迎。有时欲望兴起，麦崇楷还一天两次跑去洗桑拿。

　　1995年初，麦崇楷到某市培训中心开会，恰逢身材适中、三十刚出头、颇有女人味的副总经理“红玫瑰”接待。两人臭味相投，各有所需，谈起话来格外投缘，彼此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没过多久，麦崇楷就和离异未婚、风骚娇媚的“红玫瑰”混得烂熟，终于叙出了“迟来的爱”。在麦崇楷的眼里，小他29岁的“红玫瑰”风情万种，善解人意，跟她在一起感到“异常亢奋”。而“红玫瑰”的心里，早就想攀上一座大靠山。面对麦院长，她就更加温柔地“套磁”了。麦崇楷一步一步坠入了腐败的深渊。

　　“流行病”之二：贪财

　　应该说，在开始的几年，面对法院队伍中出现的违法违纪行为，麦崇楷还是深恶痛绝的。他不但对责任人进行过严厉的批评，而且还当众以摔火机、摔眼镜来表示自己对徇私枉法的愤慨。他曾在大会小会上告诫自己的部属：“当事人送的钱是砒霜，吃了会死的。”

　　然而当麦崇楷位重权高时，却忘记了自己所说的话。1994年春，麦崇楷经熟人介绍认识了“大款”简某。简某的业丰公司在1991年2月与省某银行签订了售房协议，约定天河某房产建好后，以优惠价出售1200平方米给某银行做办事处。可是，1991年底天河楼价飙升，业丰公司毁约，不交房子给某银行。1992年10月，某银行向广州市中院提起诉讼。简某通过关系，一审获胜。某银行不服，于1993年5月上诉至省高院。案件正在审理期间，简某为使二审判决有利于己方，使出浑身解数请麦崇楷出马帮忙。

　　1994年6月，麦崇楷两次在简某的材料上作出批示，并两次亲临该案的审议会，为简某说话，使简某获得上千万元的利益。为感谢麦院长帮忙，1995年春节，简某以拜年为名送给麦崇楷港币40万元。同时，邀请他全家到澳门游玩。在澳门，简某不仅为麦崇楷购买价值人民币35万元的“满天星伯爵手表”，还请他父子俩随意挑选名牌衣服、皮鞋、腰带。当然，麦妻也获得丰厚的礼物，一块高级手表和一条金项链，价值共2.5万港币。

　　1997年，简某因涉嫌诈骗，被有关部门监视居住。麦崇楷就在简妻的申诉信上签批意见，要求有关部门“妥善、慎重并抓紧处理”。没几天，简某便被解除了监视。为了“报答”麦院长对他的“厚爱”，简某将其投资在麦崇楷儿子麦永成房地产项目里的价值2000万元的股份，全部无偿转给了麦永成。

　　深圳某公司与内地某公司因合作合同发生纠纷，案件上诉到省高院。深圳某公司的经理罗某找到麦崇楷，请他出面帮忙并递交了材料。麦便亲自听取该案的审议汇报，帮助该公司胜诉。后来该公司被查封，罗某再次找到麦崇楷，麦就指示有关部门给予解封。事情办妥之后，麦崇楷以亲戚在深圳做生意为由，要罗某在深圳帮忙搞一个商铺。罗考虑到麦在公司诉讼案件中多次帮忙，便将南湖路一间商铺无偿送给麦崇楷。麦崇楷得到商铺后，并没有给亲戚用，转过来又让罗帮忙将商铺租给个体老板，共得租金28万元。罗分三次把钱交给麦崇楷。麦将其中10万元交给老婆保管，10万元交给情妇，8万元留作自用。

　　麦崇楷受贿有自己独特的一招，他从来不收陌生人的钱物。他收受钱财往往都是通过“中间人”来完成的，这样既免去了直接面对行贿人的尴尬，又增加了受贿的隐蔽性和安全性。万一东窗事发，还可把事情推得一干二净。

　　麦崇楷的“中间人”全是与他命运息息相关的人。老婆、情妇代理案件，儿子介绍案件和出谋划策转递材料，在麦崇楷的案件里上演了一场又一场的“父子二人转”、“夫妻二人转”、“院长情妇二人转”。用麦永成的话说，就是：“我们全家都在吃法院。”

　　一般的案件和群众来信，麦崇楷是不会签批的，除有关领导转来的外，只有麦崇楷的亲属或亲信转来的材料，麦才签批意见。不能轻看麦签批的“转××同志阅处”或“转×庭研处”几个简单的字，在省高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麦批示过的案件就一定要向麦崇楷汇报。麦在哪方签字，审办人员就要多考虑该方的利益，该方就能胜诉或多占利益。因此，当事人和代理律师都看上了这个“优势”，不惜重金接近麦崇楷的儿子、情人、老婆及亲信，要他们为自己转递材料，让麦崇楷审批。经麦崇楷签批的案件，就要向麦汇报，麦在听取汇报过程中就发表有利于该方的意见，如让合议庭评议，合议庭则根据麦崇楷的意见定案。审委会是讨论疑难案件的最后关口，实行各委员表决制，一般情况下由主管副院长主持讨论，麦崇楷是很少参加的，但他关心的案件就一定会参加。在会上如有不同意见，他就以诱导的方式发表意见，最后按他的旨意定案。麦崇楷在参与案件审判中以权谋私，不仅在为别人书写判决书，同时也在为自己拟写了“判决书”，最终把自己送上了审判台。

　　“流行病”之三：怂子

　　麦崇楷非常溺爱自己的儿子麦永成，凡是麦永成提出的要求，他都想方设法给予满足。每次与情人谈到儿子，麦崇楷都眉飞色舞地说希望他是“广州的李嘉诚”。他曾对情人说：“有的富豪，最初也是靠违法经营起家的。”为了儿子，麦崇楷无视党纪国法，心甘情愿地用自己作垫背，造就麦氏新贵。

　　没有真才实学的麦永成，中技毕业后通过其父的关系被安排在某市机关工作。本来以其这样的学历，在机关当干部已实属不易，对比起来很多人连想也不敢想。可是，麦崇楷和儿子都不满意，认为没“钱”途。听说“假洋鬼子”回国做生意最赚钱，麦院长就动用手中的权杖，想方设法改变儿子麦永成的身份。1992年，麦崇楷通过关系把儿子搞到香港定居。然后，麦永成就以香港商人的招牌，再杀回广州做生意，挖掘“第一桶金”。

　　1992年夏秋之际，麦永成使出浑身解数在广州弄到了一块地皮。有了地皮的麦永成以为就可以“大发特发”了。可是要把地皮变成房子需要大量的资金，没有本钱的麦永成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地皮杂草丛生，这一放就是三年。麦崇楷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为了宝贝儿子，他亲自出马，四处张罗。他叫下属带着麦永成去找他曾关照过的“大款”简某，让简某开出一张8位数的境外资金证明，帮助儿子麦永成在广州注册成立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

　　1994年12月，广东省政府批准省高院迁建审判大楼。麦永成知道消息后，告诉了包工头黄某。黄某认为该工程是块“肥肉”，要麦永成找其父活动，将工程交给其挂靠的南京一建做，事成后给麦永成1000万元的介绍费。1995年7月13日，麦崇楷主持召开院长办公会听取基建办汇报考察承建单位情况，在得知基建办只考察了省内建筑公司，未考察南京一建后，便以“江苏的施工企业技术质量好”等为由，提名要考察南京一建并获通过，为其下一步取得工程承建权打下了基础。同年8月8日，麦崇楷主持召开院长办公会研究确定承建单位的事宜。会上，基建办首先汇报了考察南京一建的情况。随后，大家讨论从省一建、省四建、南京一建三家企业中选择承建单位时发生意见分歧。基建办意见由省内公司和南京一建共同承建。分管基建的肖副院长表示要用省里的建筑公司。麦崇楷为了儿子的利益，不顾一切地拍板说：“南京一建技术比较先进，文明管理又比较好，所以我赞成现在就确定这个工程给南京一建搞，赶快跟他们办手续。”会议最后根据麦的意见决定让南京一建承建审判大楼的全部工程。工程开工后，黄某分两次将800万元介绍费汇到了麦永成的账户上。

　　麦崇楷是省法官协会会长。该协会已有一家法建拍卖公司，可是，麦崇楷为了儿子早日成龙，又支持儿子成立了一家粤法拍卖公司，名义上是法官协会的下属公司，实为麦永成聘员操纵经营。一次，法建拍卖公司从湛江联系到一单拍卖业务，并做了前期的准备工作。当麦永成知道消息后，就打着麦崇楷的旗号找湛江市中院有关领导寻求关照，并要其父出面将此业务交由粤法拍卖公司承办。高压下“粤法”获得了拍卖权，业务做成后，共获1540万元佣金，扣除湛江中院所得部分外，余605.74万元转入省法官协会账户。之后，麦崇楷主持党组会发表意见，将200万元转到粤法拍卖公司，麦永成独自一人分得100万元。

　　麦崇楷一心要把儿子造成麦氏新贵，谁知却把自己送进了牢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