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记者施平）

　　“昨天上午有个好心人来到医院看望妈妈，走时留下了2000元钱，但就是没有留下她的姓名。我感谢她，我感谢所有的好心人！”昨天，周岱兰的儿子赵晶晶在话筒里对记者说。上海舒锦家政公司董事长杨女士告诉记者：“我们要在全公司发起‘保姆募捐’活动，为病床上的周岱兰送去一份姐妹们的爱心。”

　　昨天，本版《因“工”受伤保姆难索赔》反映了保姆周岱兰因为给东家擦玻璃窗不慎坠楼摔成重伤，本人无钱医治而法律又无力施援的处境。文章一出，舆论鼎沸，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手。然而，善良的人们在同情周岱兰的同时，不免有所思考：究竟法律制度有什么样的缺失，才酿成此果？昨天，记者就此对有关机构及法律专家进行了采访。

　　在普陀区浦雄路上，记者找到了路东劳务介绍所。2002年7月28日，周岱兰就是向这个介绍所支付了45元中介费，来到徐先生家做保姆的。

　　在这个窄小简陋的房间里，挤满了年岁不等的阿姨。她们有的做钟点工，刚刚干完活儿从东家出来，来到这里说话解闷儿；有的则在这里等待着雇主。说起周岱兰，阿姨们都“唏嘘”不已。

　　“雇主相中了，阿姨也愿意，再分别向我们交中介费（雇主交保姆月工资的5%，阿姨交月工资的10%）就成了。没有什么劳务合同和保险。”介绍所的经营者之一李华志向记者说，“除了几家很‘高级’的家政公司外，都是我们这样的操作法。”

　　润华律所的丁守明主任告诉记者：“严格来说，周岱兰与雇主双方只是一种劳务关系，没有也不可能签订劳动合同。因此，雇主家不是她的工作单位。保姆介绍所也只是为她提供了一次有偿的中介服务，双方同样无其他关系。”

　　丁主任还作了如下介绍，保姆在家政服务中受伤不属于我国《劳动法》规定的工伤范畴；《上海市外地劳动力工伤待遇的规定》的适用和调整对象不包括保姆；《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暂行办法》中为外来从业人员确立了包括工伤在内的综合保险。而在第三条（适用范围）中，明确规定，“从事家政服务的人员不适用本办法。“可见，依照目前的法律法规，周岱兰受的‘工伤’，只能由她自己来扛。”

　　丁主任最后说：“上海有300万个家庭，一个保守的数据显示，有10%的家庭雇佣过保姆，那么保姆和钟点工的数量应该是30万。而这些保姆中，基本都是没有‘单位’的。如何维护这些劳动者的利益？我们期待着全社会的参与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