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北京娱乐信报》2月4日报道，中科院力学研究所一位持有北京户口的博士后到中关村电话局要求安装固定电话，遭到拒绝，理由是：证件不是以“110”打头。而按照电话局的规定，持有北京户口者须凭“110”打头的身份证、并交纳235元安装费，方可安装固定电话。据称，这样的规定是为了防范外地人安装固定电话恶意欠费。

　　如果我没理解错，电话局似乎在一个常识问题上犯了糊涂。公民的身份证号码一生只有一个，它不随公民的迁移而变化。也就是说，今天拥有北京户口的人，有一大批并非北京土生土长，他们的身份证号码并不以“110”打头。

　　况且，为治理少数人的欠费行为，让更多的人承担恶果，这是一种在不适当的防范思维下，以偶发的个体事件而限制更多人权益的做法。电话局在没有欠费事实的情况下，提前给外地人“定了罪”。恐怕谁也不敢保证北京人就没有恶意欠费行为，同样，谁也不敢说外地人恶意欠费就是一种普遍现象。到底该如何防范恶意欠费，电话局似乎用错了力。

　　在这种“户口歧视”的背后，隐藏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地区歧视。生活中，我们已经习惯于将不同地区的人贴上不同的标签，然后对号入座。如果发现有出入，也只是感到惊讶一番，而原本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大多不会随之改变。于是，河南人如何，北京人如何，就有了各种各样的说法……

　　诚然，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品格，一个地区有一个地区的习气，然而，这些笼统而且并非一定准确的看法不能成为一项制度的依据。

　　个体终归是个体，以个体否定全体，或者以全体否定个体都是不正常的。我们经常强调人与人的平等，因而，我们没有理由在人的脸上贴上地区标签加以褒贬。安装电话面对的是形形色色的个体。我们不禁要问：申请一部电话须凭“110”打头的身份证，这样的理由又凭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