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上海2月5日电（记者肖春飞杨金志）安徽保姆周岱兰躺在远离家乡的上海病床上，度过了自己的猴年春节，没有合家团圆的年夜饭，也没有亲友拜年的欢声笑语，只有浸透了枕头的泪水。

　　一个月前，周岱兰从雇主家的四楼摔下，腹腔大量出血，脾脏破裂，腰椎粉碎性骨折。在接受了急救手术后，周岱兰陷入了医疗费无人支付的困境，无法继续进行腰椎手术，只能强忍巨痛躺在病床上。

　　周岱兰的悲惨遭遇，折射出进城务工者在社会保障方面的巨大空白。

　　“生不如死”

　　在病房里，记者见到了周岱兰。她直挺挺地躺在病床上，只有头部和两只手臂可以动弹，面容枯槁，双颊塌陷，脸上布满皮屑，手上、脚上全是伤痂和淤青。因为身体虚弱，她说话的声音很小，只有凑到嘴边才听得清。因为疼痛，周岱兰不时抽搐，流着泪对记者说：“我怎么没死呢？死掉多好。”

　　今年41岁的周岱兰是安徽省庐江县杨柳乡西城村农民，家境贫困，10年前丈夫因病去世。正在上大学的大儿子患过急性心肌炎，至今还拖欠着医药费，小儿子打零工糊口。

　　2002年6月，经保姆中介所介绍，周岱兰来到上海普陀区一户姓丁的人家做保姆。2003年12月24日早上，她在擦窗户时，失足从四楼摔下来，被雇主及时送到普陀区一家医院急救。医院当即开通“绿色通道”，为周岱兰进行了脾脏切除和肝脏修补手术，让她度过了生命危险。

　　这家医院副院长孙仲伦告诉记者，他们医院是一家综合性医院，医院没有进行腰椎手术的技术条件。抢救了周岱兰生命后，尽管周岱兰拖欠了大量医疗费，院方仍然为她办理了出院手续，但她的家属因为拖欠医药费不敢露面，周岱兰无处可去，只能继续留在医院。目前，医院仍然为周岱兰提供了一张病床，并由护工顺带照顾她的饮食和基本生活要求。

　　春节期间，周岱兰曾连续数天发高烧至39摄氏度多，呼吸困难，大小便难解。医院为她输液，并给了几包退烧药，直到最近几天她才退烧。记者几次去医院看望周岱兰，每次都发现她比上次更消瘦了。从摔伤到现在，周岱兰的体重已下降了5公斤。

　　三方困境

　　周岱兰继续治疗的费用由谁负担？她的亲属、雇主和医院三方全都陷入困境。

　　在抢救过程中，雇主一家始终守在医院，近60岁的女雇主流着泪给医生跪下，请他们一定将周岱兰抢救过来，并且在第一时间先垫付了6000元手术费。在此后的一个星期里，经济条件并不好的雇主共支付了约2万元医疗费用，这已经接近他们支付能力的极限。即使如此，周岱兰的手术费还欠2万元。接下来的腰椎手术，估计要花费4万元，雇主家表示已无能为力。

　　保姆摔伤一事给雇主一家带来了沉重的精神压力，老夫妇整夜失眠。雇主与保姆之间原来建立的良好感情，也因为这场意外而破裂。

　　然而，周岱兰家非常贫困，她的亲属要求雇主承担所有费用，甚至说“如果不出钱就把周岱兰送到你家里来”。争执不下，双方都通过律师来处理此事。

　　丁家聘请的律师李志广认为，周岱兰是受害者，雇主也是受害者，雇主在前期抢救中，垫付了大量医药费，但这只是尽道义上的责任，从法律层面上来说，雇主并没有责任为伤者支付所有费用。

　　医院方面也尽了最大努力。在周岱兰拖欠2万多元医疗费的情况下，医院还是给她办了出院手续，并积极联系另一家有能力做脊椎手术的专科医院，但是找不着家属，谁也不敢拍板将她转院。

　　副院长孙仲伦说：“周岱兰并非特例，医院每年都有大量拖欠医疗费用的事情发生，主要是外来务工人员。医院有救死扶伤的责任，不能先谈价钱再抢救，救活之后病人拖欠费用，医院也没有办法。”他告诉记者，拖欠者主要分两类：一是像周岱兰这样个体与个体之间发生劳动关系，雇工出现伤病后没人管；另一类是找不到工作、病倒街头被警察送来的民工。年复一年，医院早已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出于这个原因，他叮嘱记者不要透露医院的名字。

　　周岱兰能否向劳动中介机构索赔？为她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高树升表示，周岱兰只是通过中介公司介绍就业的，而不是中介公司委派去工作的，她和中介公司没有隶属关系，不属于劳动争议范畴。当前比较可行的，只能依据我国民法通则中的公平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向法院起诉，向雇主要求民事赔偿，但具体操作起来难度非常大，赔偿的数额不会太大。他说：“现在最重要的是周岱兰继续治疗，不能以她的痛苦作为问题最终妥善处理的成本。”

　　社保空白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越来越庞大的家政服务人员队伍，却享受不到丝毫劳动和社会保障：保姆与雇主的关系，在现行劳动法中没有明确规范，所以周岱兰的摔伤，不算工伤，不受劳动法保护；《上海市外地劳动力工伤待遇的规定》的适用对象也不包括保姆。

　　2002年9月1日，上海在全国率先推出《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暂行办法》，用人单位和无单位的外来从业人员只要连续缴纳保险费，就可以享受工伤、意外伤害、住院医疗和老年补贴等方面的保险待遇，但是从事家政服务的人员被排除在外。

　　周岱兰的雇主表示：“如果周岱兰可以投保，我们双方都不会有这么大的麻烦，为钱伤透脑筋！医院也不会担心病人欠费。”

　　在介绍周岱兰当保姆的劳务介绍所里，来自安徽、河南、四川的保姆们急切地等待雇主。说起家政服务人员社会保障的话题，她们无不心存侥幸：“只要自己小心，不会出什么事的。”万一出事了呢？一位来自四川的保姆说：“出了事，如果东家人好，可以负担一点医药费；如果东家不好，只能怨自己倒霉了。”她又补充道：“还没去干活，就跟东家谈生病、受伤怎么办的条件，谁还会请你啊？”

　　这家介绍所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上海家政中介公司介绍生意，绝大多数都是口头约定，很少有签订合同的。他拿出一本《家庭劳务协议书》，尘封已久，几乎没有用过。而就是这份由政府有关部门印制的协议书上，也没有保姆社会保障方面的条款，连受到意外伤害时责任如何认定的条款也没有。

　　如今，周岱兰由两个儿子在医院陪护，母子三人，日日以泪洗面。他们希望记者能够在社会上为他们呼吁。近日来，也有些善良的市民为周岱兰送来一些钱物，但跟她面临的巨额医疗费相比，好心的馈赠只是九牛一毛。

　　医院孙仲伦副院长认为，像周岱兰这样遭遇不幸的农村务工人员，不仅仅应该有好心人相助，更应该有制度保障，政府的民政部门在这方面应该有所作为，对类似事件进行协调、指导，或者设立一个基金，专门救助像周岱兰这样缺乏社会保障的人群，而不能将应该由社会统筹负责的事情，转嫁到医院头上来。

　　高树升律师说：“现在上海有几十万保姆，全国的数字更大。类似周岱兰的悲剧将来还可能发生，但我国目前在相关的立法层面上，除深圳在2001年制定了地方法规外，尚缺乏对这个弱势群体利益有效的法律保护。”他希望周岱兰事件能够引起人们的重视，让包括保姆在内的民工们享受到实实在在的社会保障。（此稿配有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