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激进手段推进宿迁改革两种极端评价共存仇和一身

　　在中国的地理版图上，宿迁市是个寂寂无名的地方。这个8年前新建的地级市，历史太短，知名度太低，而且太穷，在江苏这个富裕省份，宿迁排名倒数第一。

　　但这几年，宿迁市又是一个太出名的地方。这里“盛产”新闻，尤其出产“负面新闻”，宿迁频频成为外界媒体曝光的对象，并连续出现了几起标志性事件：

　　1998年，宿迁市下属的沭阳县，给教师下达“招商引资”任务，结果引起集体罢课，此事被央视《焦点访谈》披露；

　　1999年，又是沭阳县，将犯有小偷小摸等行为的人，在电视上予以亮相、念检讨书，取名“沉重的忏悔”，此事被曝光。

　　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003年，宿迁市强行推进教改医改，变卖幼儿园和医院，引起激烈争议。从7月12日至10月2日，短短一个半月时间，被很多官员视为“政治杀伤力极大”的《焦点访谈》，三次聚焦宿迁。江苏省一位官员评价，如此高频率关注一个地区，实属罕见，实非寻常。

　　耐人寻味的是，所有这些引起争议的事件，背后都站着同一个人。8年来，他从沭阳县委书记，升任到宿迁市市长、市委书记，一直以激进的手段推进改革，争议伴随了他施政的全过程。但他一直隐于幕后，面对媒体的质疑，从未试图去公开解释。

　　这8年，两种极端评价共存于他一身：有人说他是酷吏，有人认他如青天；有人说他大搞政绩工程，有人认为他颠覆了传统经济发展的思路；有人怒斥他“简直是胡闹”，有人鼓励他“大胆地试”。

　　他是仇和，46岁，中共宿迁市委书记，一个连名字都充满了矛盾色彩的人。

　　宿迁官场中的“恶人”

　　对于一直在农科院、科委工作的仇和来说，1996年12月8日，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日子：当天，仇和以宿迁市委常委、副市长之衔，兼任沭阳县委书记。

　　仇和时年39岁，这是他第一次获得了独当一面的机会。仇和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带来了争议。上任当晚，他夜巡城区，结果在路边4次踩到大便。全县5000多名机关干部被仇和勒令充当“清洁工”。

　　但是，仇和的强硬和“铁腕”的一面慢慢表现出来。他将矛头开始对准社会治安。

　　在连续几次部署严打后，仇和却发现上午开会，下午就有人通风报信，“治安的问题是警匪一家。”在全县政法系统大会上，仇和这句话遭到公安局长姜正成的当场顶撞：“这是对我们公安局的侮辱，你要收回这句话，挽回影响。”沭阳县一位干部后来告诉记者，“场面乱作一团，仇和脸色铁青，说‘那让事实来证明，我说的对不对’。”

　　1997年2月20日，姜正成被免去公安局长职务。新任局长王守明查出沭阳5年来非正常保外就医、非法取保候审人员达1884人。其后，沭阳一夜之间调动41个派出所长异地轮岗，对嫌犯展开追捕。仅1997年一年，全县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4656起。

　　这一场交锋，以仇和的胜利作结。与此同时，沭阳人见识了更多的“仇和风格”：一位副县长开会迟到，他抬腕看表，“你迟到5分钟，站着听吧，站在门外听。”

　　发展到后来，在沭阳和宿迁开大会，每个与会的干部编号，设迟到席。每次会后，通报迟到缺席者，并勒令次日到纪委交检讨，罚款50～100元。乡镇干部曾极为头痛仇和神出鬼没的巡查，一位镇长家在县城，仇和打手机查岗：“你在哪里？”镇长说，“我在办公室啊。”“那你马上用办公室电话打到我手机上。”这位镇长一下呆了，仇和说，“我就在你办公室。”这种事情多了，干部们后来养成一个习惯，即使在上厕所时也如实汇报：我在撒尿。

　　事实上，仇和对官员队伍的震慑，更大的举动是掀起了一场反腐风暴。他面临的对手是前任县委书记黄登仁，此人主政沭阳5年，以卖官著称。仇和从外县调入了一名纪委书记，一位检察院长，以粮食局长叶志连案为突破口，在上任5个多月后，掌握了大量证据。那一年，沭阳县一共查处党员干部243人，其中副科级以上35人，副处级以上7人。

　　富争议的“政绩工程”

　　在仇和执政过程中，对他攻击最多的一个词是“政绩工程”。有意思的是，这些工程都是在一片反对声中上马，往往最终又被默默接受。

　　沭阳全县在1996年前，只有黑色路面56公里，其中34公里破损，72％的行政村未通砂石路，人称“汽车跳、沭阳到”。

　　1996年该县财政收入1．2亿元，其中3000万元是虚假数字，财政历年赤字加欠发工资9150万元，而当年财政开支2．6亿元，缺口巨大。

　　仇和发动的是一场“全民战争”，每个财政供养人员扣除工资总额10％，每个农民出8个义务工，组成修路队，在高峰时，扣款达到20％，甚至离退休人员的工资，也被扣除10％用作交通建设。

　　“当时全县干部队伍简直像炸了锅，”沭阳一位官员回忆，“但大家敢怒不敢言，他是县委书记，又是市委常委，地位特殊，告状都没用。”

　　在这种背景下，3年后的沭阳创造了一个奇迹：黑色路424公里、水泥路156公里、砂石路1680公里，分别是1996年底的9倍、11倍和8．5倍，一跃成为苏北交通最好的县，以致江苏省的一位省领导感慨：按常规方式，50年也办不了。

　　另外一项引发争议的措施是，仇和要求1／3的机关干部离岗招商，副处级干部的任务是500万元／年，完不成任务的干部，所在部门一把手免职，这种方法同样被人认为“显得霸道”。

　　在所有的“政绩工程”中，仇和从上任就开始推行的“小城镇建设”，引起的争议最大，受到的攻击最多。这项工程要求各乡镇沿街的房屋改建为贴白瓷砖的二层楼房，一楼作商用，二楼作住宅。

　　事实上，当时反对小城镇建设的，还包括宿迁市的几位领导，甚至省有关领导都打来电话过问此事。

　　1997年8月发生的一起事故，让压力达到了高潮：阴平镇供销社在改造楼房时，墙体倒塌死伤民工5人。

　　“1997年到1998年，是我压力最大的时候。”仇和坦承。

　　“粗暴”的治民之术

　　在仇和接任前，沭阳县是全国出名的上访大县，国家信访局一位副局长是沭阳人，因感慨“家乡的土特产，全是告状信”，这位副局长十余年没有回过家乡。

　　上任后第一次下乡，仇和就吃了个“下马威”，视察的车队在赶步村被老百姓包围，堵了几个小时后，留下镇党委书记谈判，仇和才得以脱身。

　　但这种民风并没有阻挡仇和强力改革的步伐。沭阳县城规划在1996年之前极为混乱，仇和来了后进行了大范围的拆迁，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违章建筑。“仇和望一望，拆到南关荡，仇和手一挥，拆到沂河堆。”“拆了你别哭，没拆你别笑，那是仇和没看到。”

　　这是沭阳当时流传的两句顺口溜。拆迁最烈的时候，仇和决定到现场去和老百姓对话，此举吓坏了随行人员：“你不能去，老百姓会用锤子敲你的头，”看仇和不理，又说，“有人准备了屎和尿，会泼到你身上来。”

　　仇和当天跑了所有的拆迁现场，没有出现一起过激场面。

　　当地的一位干部私下坦言：“仇和做事喜欢走极端，不重过程，重结果，”他曾回忆当时拆迁的惨烈，“铲车、吊车开路，公检法，加上沭城居委会的干部，一共出动了300多人，居民限时必须搬完，有个妇女的柜子太大了，搬不出来，铲车上去了，轰，房子推倒了，埋在里面，这个妇女一下就昏了过去。”

　　“但不用强制力量行不行？”仇和后来这样问记者，“中国要用50多年，走完西方300多年的路，怎么走？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

　　沭阳电视台1998年曾开办了一个一分多钟的小栏目《自我亮相》，屏幕上是一个小房间，挂着一块蓝布，上面写着三行字———“沉重忏悔沭阳县百名可教育对象自我亮相”。

　　在外界的眼里，这种措施无疑是对人权的粗暴侵犯，而这个点子，恰恰又出自从美国进修归来的仇和，因此更显怪异。

　　从沭阳县的统计来看，仇和在4年间，一共亲自处理群众来信1．2万件，交办9300件，这是一个惊人的工作量，8年间，经他批示解决的问题不计其数，收到锦旗塞满了一个大立柜。

　　“一卖到底”

　　在仇和几年的执政过程中，若论涉及利益群体最广的，当属经济改革。仇和的改革方向，从一开始的出售国有单位的门面房，到所有国企改制“能卖不股、能股不租，以卖为主”，再到拍卖乡镇卫生院、医院，再到出售学校，可谓“一卖到底”。

　　他甚至因此而说过一句极端的话：“宿迁515万人民所居住的8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要可以变卖的资源或资产，都可以进入市场交易。”此话被媒体频频引用，至今褒贬不一。

　　江苏的一位学者就曾这样评价，“各地搞改革，也在出售国企，但像仇和这样，敢把医院和学校都卖掉的书记，只怕不多见。”

　　正是这一点，后来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按照仇和的思路，从2001年始，宿迁全市337家幼儿园、122家乡镇卫生院，相继变为民营，11家县以上医院已有9家完成改制。这一做法在当地掀起轩然大波。

　　宿迁市泗洪县幼儿园的老师们，在市委门前静坐示威：“不按中央文件将出售的幼儿园收回公办，就罢课。”

　　这些老师们为不连累吃财政饭的丈夫们，已经写好了离婚起诉书，准备“集体离婚”。

　　类似的场景还发生在医院，沭阳县中医院在改制时，数百位职工用大铁锁，将门诊部大楼锁了3天，“不答应改回公办，就到北京去上访。”

　　这是一场注定充满争议的改革：2003年7月12日，央视《焦点访谈》以“改制还是甩卖”为题，对泗洪县幼儿园改制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质疑；9月12日，还是《焦点访谈》，质问“学校改制苦了谁”，对宿迁改革再次报道。

　　“我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仇和告诉记者。接踵而来的还有卫生部调查组。去年8月，在经过为期3天的调研后，结果卫生局局长葛志健遭到批评：“你还是不是一个卫生局长？”

　　然而在卫生部内部，坚决支持宿迁改革者同样不乏其人。乃至卫生部领导批示：“宿迁卫生改革有两种意见，继续调查。”

　　“对新闻媒体指出的问题，要坚决纠正，但改革的方向没错，继续坚持。”仇和说这话时，底下的一位官员告诉记者，“连我手心都捏着一把汗。”

　　为谁而改

　　“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发展才是硬道理。”在改革争论最烈时，仇和把邓小平这句话，做成一个大牌子，竖在城东进城大道旁。他说，改革也许会有失误，把握得好不会犯错误，更不会犯罪。

　　在讨论“宿迁精神”时，仇和曾提出把“敢闯敢试”列进去，没有通过。后来他又一个个做工作，重新开会，硬是把这一条列进去了。

　　在2000年他升任宿迁市长之后，省领导曾问他，“宿迁是江苏最穷的市，你想要什么帮助？”

　　仇和想了半天，回答：“我不要钱、不要物，我就要个政策。”2001年，江苏省委省政府联合发出第12号文件，文件中说，“允许和扶持宿迁市在不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和做法，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

　　这是一块挡箭牌，这也是一块护身符。“改革要冒风险，稳定要付成本，发展要付代价。”这是仇和常说的一句话。

　　宿迁的城乡改革因此让人心情复杂：沭河边的依依垂柳，街道旁每一盏点亮的路灯，都要扣公务员的工资，每一米路、每一座桥、每一棵树都有农民的义务出工，而无处不在的杨树，是仇和的意志。

　　贤官镇驻丘村的张金花，仍在为她被村干部无辜推倒的房子奔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周长胜在打点行装，告别妻儿赴浙江平湖招商；浙江老板沈素才，忙着在沭阳城开发房地产，他因为交警每看到外地牌照的车就敬礼而感动；在沭阳街头，“工业园长期招收技工”的横幅在风中飘扬。

　　这是宿迁。仇和仍旧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还是喜欢吃韭菜粉丝、蒸小红薯。

　　他在宿迁推广普通话，自己念“机制”时却仍然“咬牙切齿”，这一幕总是让台下的官员们忍不住低笑。

　　他曾经和儿子谈早恋的问题，没想到被一句“都是21世纪了”顶得直哼哼，这是他做思想工作最失败的一次。在宿迁改革又成为外界的焦点时，去年11月26日，他陪省里来的领导视察，一个人走在一群人前面，显得倔强而落寞。

　　他说，“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据《南方周末》）

　　(大江网-江南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