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记者施平）

　　关于保姆周岱兰为主人擦玻璃窗不慎坠楼造成重伤，本人无钱医治而法律也难施援手一事，本版连续作了两天的报道。众人在同情伤者的同时，也会有这样的思考：社会应该怎样为“周岱兰们”创造一个合理的保障机制？就此，记者采访了市劳动局法规处和业内人士。

　　记者：“我们的地方性法规为什么会没有涉及到保姆的权益？”

　　法规处工作人员：“这牵涉到很多立法上很具体很现实的问题。比如，《上海市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暂行办法》（简称《办法》）之所以没有把家政服务人员列入其中，主要是考虑到社会承受能力的原因。《办法》规定外来从业人员的综合保险费用是每人每月100多元，这笔费用是由用人单位承担的，而很多保姆没有‘单位’，这笔费用由谁出？保姆的工资很低，她们自己出也肯定是负担不起的。”

　　记者：“家政中介公司都挂着《上海市职业家庭劳务介绍许可证》，从中可看出政府是对这些劳务介绍所实施监管的，那么是否可以认为政府默许了‘周岱兰’式的，即没有劳务关系、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中介服务方式呢？

　　工作人员：“不是，监管其实是有的，但可能管理比较粗，这是个现实。关键在于家政服务业的市场还没有形成一种自立的意识，有太多的小型中介公司分散在全上海，而大的、有经营实力制度完善的家政公司还没有形成气候，所以管理难度非常大。当务之急，是成立家政服务行业协会，由协会制定一个完备的行业标准，以此规范行业的所有行为。”

　　对于保姆的社会保障问题，业内人士也提出了一些良策。

　　上海舒锦家政公司董事长杨锦认为，家政公司不妨实行像他们公司一样的员工制管理，即每个保姆都是公司的员工，工资由公司支付，公司每年为保姆缴纳85元的商业保险费。

　　上大社会学系社会学教授顾俊表示：“我家里也聘用保姆，我每月给家政公司交10块钱———给保姆买保险。保姆在上海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群体，再也不可忽视了。有关部门一定要促使相关的制度出台。比如，强制中介为保姆们买保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