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宿迁市委书记仇和，8年来一直以激进的手段推进改革。他的施政历程，交织着他的个性特点、现实的政治体制和中西方文化的影响。

　　两种极端评价集于此人一身：有人说他是酷吏，有人认他如青天，有人说他大搞政绩工程，有人认为他颠覆了传统经济发展的思路；有人怒斥他“简直是胡闹”，有人鼓励他“大胆地试”……

　　《南方周末》记者为此专赴宿迁，作了将近一个月的调查采访，努力真实还原仇和“惊心动魄”的改革历程，探索其行动之后的思考和观念。

　　仇和的做法让人容易想起吕日周，想起“陈卖光”……这些都是在大变革时代的中国，走出自己独特轨迹的基层官员，但他们的身后也多少都带了些“人治”的影子。而仇和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以“人治”的方式，最早在全国完成了干部“任前公示制”、干部“公推竞选”等建设民主制度的实验。

　　即使跳出与之利益相关的圈子，这依然是一个在现有评价体系内让人左右矛盾的人物。我们因而努力呈现出一个信息全面的样本，我们知道，对这样一个“压缩饼干”式的激烈改革及其发动者，决不是选择一个“好”或者“坏”的标签贴上那么简单。

　　在中国的地理版图上，宿迁市是个寂寂无名的地方。这个8年前新建的地级市，历史太短，知名度太低，而且太穷，在江苏这个富裕省份，宿迁排名倒数第一。

　　但这几年，宿迁市又是一个太出名的地方。这里“盛产”新闻，尤其出产“负面新闻”，宿迁频频成为外界媒体曝光的对象，并连续出现了几起标志性事件：

　　1998年，宿迁市下属的沭阳县，给教师下达“招商引资”任务，结果引起集体罢课，此事被央视《焦点访谈》披露；

　　1999年，又是沭阳县，将犯有小偷小摸等行为的人，在电视上予以亮相、念检讨书，取名“沉重的忏悔”，此事被《南方周末》曝光；

　　2002年，宿迁推行1／3干部离岗招商、1／3干部轮岗创业，政府催生了上千“官商”，这同样引起媒体集中轰炸。

　　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003年，宿迁强行推进教改医改，变卖幼儿园和医院，引起激烈争议。从7月12日至10月2日，短短一个半月时间，被很多官员视为“政治杀伤力极大”的《焦点访谈》，三次聚焦宿迁。江苏一位官员评价，如此高频率关注一个地区，实属罕见，实非寻常。

　　耐人寻味的是，所有这些引起争议的事件，背后都站着同一个人。8年来，他从沭阳县委书记，升任到宿迁市市长、市委书记，一直以激进的手段推进改革，争议伴随了他施政的全过程。

　　他是仇和，46岁，中共宿迁市委书记，一个连名字都充满了矛盾色彩的人。模糊的评价

　　宿迁地处苏北中部，1996年之前，宿迁还只是隶属淮安的一个县，其后为加快这个贫困地区的发展，并四县一区为宿迁市。

　　从徐州机场到宿迁市只有几十公里。进入宿迁境内后，高速公路旁竖着一块醒目的大牌子，写着“允许和扶持宿迁市在不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和做法，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下面的落款是“中共江苏省委第十届五次全会决议”。

　　同样带着“尚方宝剑”味道的牌子，记者后来在宿迁采访时几次遇见。

　　宿迁市四处可见绿树，但看不到一块草坪，宣传部副部长周长胜告诉记者，“这是仇书记的思路，他认为草坪华而不实，绿树可以遮阳。”

　　在出租车司机王加义眼里，评价仇和的标准很简单，“治安好了，经济发展了，他是个好人，办了不少实事。”

　　类似这样的评价，让记者颇为迷惑：一些干部和被改革对象对仇和怀有怨气；但在平民中，几乎人人说他好。一任地方官的口碑，真要好到近乎众口一词，那为何外界又对他批评不断？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差？

　　在20多天的采访中，有些事好像弄清楚了，有些问题反而好像更糊涂，毕竟要以20天的时间，来了解一个富有争议的人，显得太短。

　　虽然如此，但仇和执政8年来的风雨起伏，仍然足以让人惊心动魄，他的所作所为，交织着他的个性特点、现实的政治体制以及中西方文化的影响，记者无法尝试去下一个定论，只能作一些如实的记录。官场中的“恶人”

　　1996年12月8日，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日子：当天，仇和以宿迁市委常委、副市长之衔，兼任沭阳县委书记。仇和时年39岁，这是他第一次获得了独当一面的机会。

　　仇和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带来争议。上任当晚，他夜巡城区，结果在路边4次踩到大便。一位老干部拉着仇和的手，指着院子旁堆积如山的垃圾甚至哭起来：“这还像人住的地方吗？”

　　全县5000多名机关干部被仇和勒令充当“清洁工”，两周后，环境有了明显改观。但议论随之而来，说他“不抓工，不抓商，只抓四面光”。

　　但是，仇和的强硬和“铁腕”的一面慢慢表现出来。他将矛头开始对准社会治安。

　　在连续几次部署严打后，仇和发现上午开会，下午就有人通风报信，“治安的问题是警匪一家。”在全县政法系统大会上，仇和这句话遭到公安局长姜正成的当场顶撞：“这是对我们公安局的侮辱，你要收回这句话，挽回影响。”

　　“当着千多人的面吵啊，”沭阳县一位干部后来告诉记者，“场面乱作一团，仇和脸色铁青，说‘那让事实来证明，我说的对不对’。”

　　1997年2月20日，姜正成被免去公安局长职务，调县委政法委工作。新任局长王守明查出沭阳5年来非正常保外就医、非法取保候审人员达1884人。其后，沭阳一夜之间调动41个派出所长异地轮岗，对嫌犯展开追捕。仅1997年一年，全县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4656起。

　　这一场交锋，以仇和的胜利作结。与此同时，沭阳人见识了更多的“仇和风格”：一位副县长开会迟到，他抬腕看表，“你迟到5分钟，站着听吧，站在门外听。”发展到后来，在沭阳和宿迁开大会，每个与会的干部编号，设迟到席。每次会后，通报迟到缺席者，并勒令次日到纪委交检讨，罚款50~100元。

　　乡镇干部曾极为头痛仇和神出鬼没的巡查，一位镇长家在县城，仇和打手机查岗：“你在哪里？”镇长说，“我在办公室啊。”“那你马上用办公室电话打到我手机上。”这位镇长一下呆了，仇和说，“我就在你办公室。”

　　事实上，仇和更大的举动是掀起了一场反腐风暴。他面临的对手是前任县委书记黄登仁，此人主政沭阳5年，以卖官著称，开发局只有6个编制，却配了7名领导；粮食局正副局长多达16人，被讽喻为“书记处”、“干部局”。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俞敬忠曾在沭阳扶贫一年，愤然写下《沭阳卖官鬻爵盛行》的调研报告。不过并未撼动黄登仁的地位，1996年宿迁建市，黄被调任副市长。

　　仇和从外县调入了一名纪委书记，一位检察院长，以粮食局长叶志连案为突破口，在上任5个多月后，掌握了大量证据。

　　成为经典镜头的，是此后审查黄登仁，接连供出41人买官，说一个人，纪委马上派人去“请”。当天仇和正率官员到各乡镇观摩，县纪委书记王益和拦下车队，到中巴车上一一找人。

　　那一年，沭阳县一共查处党员干部243人，其中副科级以上35人，副处级以上7人。(注：县级副科一般为副局长，副处级则为县领导。)

　　仇和由此树立了在沭阳以及后来在宿迁的绝对权威，这也使他后来强力推行一系列“胆子颇大”的改革有了现实基础。“政绩工程”

　　在仇和执政过程中，对他攻击最多的一个词是“政绩工程”。有意思的是，这些工程都是在一片反对声中上马，往往最终又被默默接受。

　　沭阳全县在1996年前，只有黑色路面56公里，其中34公里破损，72%的行政村未通砂石路，人称“汽车跳、沭阳到”。

　　仇和发动的是一场“全民战争”，每个财政供养人员扣除工资总额10%，每个农民出8个义务工，组成修路队，在高峰时，扣款达到20%，甚至离退休人员工资，也被扣除10%用作交通建设。

　　“当时全县干部队伍简直像炸了锅，”沭阳一位官员回忆，“但大家敢怒不敢言，他是县委书记，又是市委常委，地位特殊，告状都没用。”

　　在这种背景下，3年后的沭阳创造了一个奇迹：黑色路424公里、水泥路156公里、砂石路1680公里，分别是1996年底的9倍、11倍和8.5倍，一跃成为苏北交通最好的县，以致江苏省的一位省领导感慨：按常规方式，50年也办不了。

　　时至今日，公职人员工资仍然被逐月扣除。沭阳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徐勤生每月工资1600多元，2003年2月到8月，他能拿到手的分别是：1440元、1070元、1068元、1175元、1515元、1007元、460元，这也是一种被逼的牺牲。

　　“环境确实改善了，但我们的利益也受损了，这叫享受并痛苦着。”一位官员陪记者在街上闲逛时说，“我也知道全国不少地方扣工资，但哪个地方像我们，扣得简直像苛捐杂税？”

　　在所有的“政绩工程”中，仇和从上任就开始推行的“小城镇建设”，引起的争议最大，受到的攻击最多。

　　“3年内将城镇化的水平提高到20%，用优惠政策吸引20万先富农民进小城镇。”仇和此议甫出，社会舆论哗然。一幅漫画贴到县政府门口，画上的仇和，穿着短裤跨大步，结果裤裆裂开了。更极端的说法是，“仇和想搞政绩工程，把老百姓的钱掏出来，往自己脸上贴金。”

　　“1997年到1998年，是我压力最大的时候。”仇和坦承。

　　仇和当时决策进行大规模建设，更大的一个背景是基于经济测算：1997年至1999年，全国物价低迷，沭阳城每平方米建筑成本仅400多元，乡镇仅为250元。

　　正是这一点，后来为他赢得了民心：沭阳城的房产价格现在涨到了900元／平方米，乡镇则涨到了300多元。家住公园路17栋504室的赵刚，拆迁后获利5万多元。在记者走访的十多户居民中，情况大体相似。

　　短时间的强投入，使沭阳城乡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是仇和的政绩，而老百姓投入的资金，则可看作购买了长期利益的“股票”，这是一个双赢的结局。

　　对于仇和，村民们的想法很单纯，沭阳县赶步村李亚东就曾这样告诉记者，“黄登仁也‘收钱’，收了就没有了，仇和也‘收钱’(指扣工资)，但他用这些钱给我们办了事。”治民之术

　　“仇和从来不研究官员，他研究的是群众心理。”一位熟悉他的下属如是评价。

　　清朝时袁枚曾任沭阳县主簿，他评价沭阳人“性懒惰、嗜赌博、好争斗、喜诉讼”。仇和却说，“民风不正，弊在官风。”他定出了一个“四风”的行动计划：端正官风、引导民风、净化乡风、树立县风。

　　沭阳街头有座三匹马的塑像，被当地老百姓戏谑为：“三匹马，没方向，一匹北京去告状、一匹南京去要账(注：当地是贫困县)，一匹下乡去扫荡。”

　　在仇和接任前，沭阳县是全国出名的上访大县，国家信访局一位副局长是沭阳人，因感慨“家乡的土特产，全是告状信”，这位副局长十余年没有回过家乡。

　　但这种民风并没有阻挡仇和强力改革的步伐。沭阳县城规划在1996年之前极为混乱，仇和来了后进行了大范围的拆迁，其中相当一部分是违章建筑。陈士明当时是分管城建的副县长，“如果加上单位房的自拆自建，沭城重新规划的城区大约2／3。”

　　“仇和望一望，拆到南关荡，仇和手一挥，拆到沂河堆。”“拆了你别哭，没拆你别笑，那是仇和没看到。”

　　这是沭阳当时流传的两句顺口溜。

　　当地的一位干部私下坦言：“仇和做事喜欢走极端，不重过程，重结果。”他曾回忆当时拆迁的惨烈，“铲车、吊车开路，公检法，加上沭城居委会的干部，一共出动了300多人，居民限时必须搬完，书啊、被子用被单一裹，都被老百姓甩到门外，当时天下着雨，租板车的价格都涨到了40元一车。”

　　“但不用强制力量行不行？”仇和后来这样问记者，“中国要用50多年，走完西方300多年的路，怎么走？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

　　这种思路后来在“引导民风”中得以集中体现。沭阳街头曾上演这样一幕：一位中年妇女跨护栏过马路，仇和刚好经过，掉过车头就追，妇女吓得撒腿就跑，结果一直追得这位妇女躲进了厕所。仇和掏手机叫来班子成员中的女同志尤其林，“叫她出来，我就是要让她印象深刻，以后再不敢翻护栏。”

　　在这场“强势发动、强行入轨”的“引导民风”过程中，仇和承认“确实伤害了一些人”，但他又说，“放在当时大乱需要大治的背景下，这样确实有效，老百姓也拥护。”

　　但在外界的眼里，这种措施无疑是对人权的粗暴侵犯，而这个点子，恰恰又出自从美国进修归来的仇和，因此更显怪异。

　　另外一件显得怪异的措施，是宿迁警方在抓治安时，往往采取给派出所下指标的方式，“这不像当年抓右派吗？”一位官员曾私下与记者开玩笑，“治安当然是好了，但肯定也错抓了不少人。”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曾对仇和的治民之术作过分析，“有几件是他必抓之事，一是抓环境整治，二是抓治安，三是抓来信来访。这几件事群众都心里高兴。”

　　从沭阳县的统计来看，仇和在4年间，一共亲自处理群众来信1.2万件，交办9300件，这是一个惊人的工作量，基本上承担起了信访办的功能。在升任宿迁市委书记后，这一习惯同样保持，8年间，经他批示解决的问题不计其数，收到锦旗塞满了一个大立柜，以至于后来有老百姓创作了颂扬他的淮南大鼓词。“一卖到底”

　　在仇和几年的执政过程中，若论涉及利益群体最广的，当属经济改革。仇和的改革方向，从一开始的出售国有单位的门面房，到所有国企改制“能卖不股、能股不租，以卖为主”，再到拍卖乡镇卫生院、医院，再到出售学校，可谓“一卖到底”。

　　他甚至因此而说过一句极端的话：“宿迁515万人民所居住的8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要可以变现的资源或资产，都可以进入市场交易。”此话至今褒贬不一。

　　这场改革发端于仇和写作的1997年《元旦献辞》，文中提到：“要把个体、私营、民营企业壮大为市场主体；把国有、集体企业改造为市场主体。”第二天，报纸被贴到县政府大门口，鲜红的墨水圈出几段，旁边写着：“仇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张报纸仇和至今保存。几个月后，沭阳全县工业企业除化肥厂外，331家企业全部被勒令改制，仇和在会议上宣布：从今之后，不准县乡政府再新办纯国有企业，现有企业的改制原则是能卖不股、能股不租，以卖为主。

　　江苏的一位学者就曾这样评价，“各地搞改革，也在出售国企，但像仇和这样，敢把医院和学校都卖掉的书记，只怕不多见。”

　　正是这一点，后来引发广泛的争议。按照仇和的思路，从2001年始，宿迁全市337家幼儿园、122家乡镇卫生院，相继变为民营，11家县以上医院已有9家完成改制。这一做法掀起轩然大波。

　　宿迁泗洪县幼儿园的老师们，在市委门前静坐示威：“不按中央文件将出售的幼儿园收回公办，就罢课。”这些老师们为不连累吃财政饭的丈夫们，已经写好了离婚起诉书，准备“集体离婚”。

　　沭阳县中医院在改制时，数百位职工用大铁锁，将门诊部大楼锁了3天，“不答应改回公办，就到北京去上访。”

　　这是一场注定充满争议的改革：2003年7月12日，央视《焦点访谈》以“改制还是甩卖”为题，对泗洪县幼儿园改制中?鱿值奈侍馓岢鲋室桑?9月12日，还是《焦点访谈》，质问“学校改制苦了谁”，对宿迁改革再次报道。

　　“我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仇和告诉前来调查的本报记者。

　　“对新闻媒体指出的问题，要坚决纠正。”在去年9月4日召开的宿迁市社会事业改革与发展工作会议上，仇和首次回应，“但改革的方向没错，继续坚持。”仇和说这话时，底下的一位官员告诉本报记者，“连我手心都捏着一把汗。”

　　不过说归说，宿迁的步伐明显还是放慢了，思路有的地方也作了调整。

　　“我不办穷人医院、穷人学校，”仇和说，“政府包办的后果，事实上穷人受损、富人得益、官僚得利，这种情况，其实只有让市场来发挥功能，政府的作用应该是直接给穷人发补贴。”

　　仇和解释他的动机，“私营经济只是个人经济权利的实现。”他甚至否认“对个私经济的偏爱”，在他的眼里，经济改革就是一个经济民主的实现过程，而个私经济只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最基本形式，投入个体化、风险个体化、动力个体化，“全球经济因此停滞了30多年，直到发明股份制。”

　　“仇和说我们是财政人员供养者、社会财富创造者，是民族英雄，”沭阳县一位私营企业老板至今对此印象深刻，“这话评价好高啊。”

　　而在去年初的“软环境整治会”上，仇和要求：凡是政策没禁止的，先上车，后补票，这话受到投资者的热烈追捧，但也引起了一场混乱，宿豫县的一位政府部门负责人就向记者抱怨：“那还要我们政府部门干什么？”为谁而改

　　“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发展才是硬道理。”在改革争论最烈时，仇和把邓小平这句话，做成一个大牌子，竖在城东进城大道旁。

　　他说，改革也许会有失误，把握得好不会犯错误，更不会犯罪。

　　在讨论“宿迁精神”时，仇和曾提出把“敢闯敢试”列进去，没有通过。后来他又一个个做工作，重新开会，硬是把这一条列进去了。

　　在2000年他升任宿迁市长之后，省领导曾问他，“宿迁是江苏最穷的市，你想要什么帮助？”

　　仇和想了半天，回答：“我不要钱、不要物，我就要个政策。”2001年，江苏省委省政府联合发出第12号文件，文件中说，“允许和扶持宿迁市在不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和做法，探索加快发展的新路子。”

　　这是一块挡箭牌，这也是一块护身符。“改革要冒风险，稳定要付成本，发展要付代价。”这是仇和常说的一句话。

　　宿迁的城乡因此让人心情复杂：沭河边的依依垂柳，街道旁每一盏点亮的路灯，都要扣公务员的工资，每一米路、每一座桥、每一棵树都有农民的义务工，而无处不在的杨树，是仇和的意志。

　　贤官镇驻丘村的张金花，仍在为她被村干部无辜推倒的房子奔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周长胜在打点行装，告别妻儿赴浙江平湖招商；浙江老板沈素才，忙着在沭阳城开发房地产，他因为交警每看到外地牌照的车就敬礼而感动；在沭阳街头，“工业园长期招收技工”的横幅在风中飘扬。

　　这是宿迁。

　　仇和仍旧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还是喜欢吃韭菜粉丝、蒸小红薯。

　　他在宿迁推广普通话，自己念“机制”时却仍然“咬牙切齿”，这一幕总是让台下的官员们忍不住低笑。

　　他曾经和儿子谈早恋的问题，没想到被一句“都是21世纪了”顶得直哼哼，这是儿子少见的几次对抗，也是他做思想工作最失败的一次。

　　在宿迁改革又成为外界的焦点时，去年11月26日，他陪省里来的领导视察，一个人走在一群人前面，显得倔强而落寞。

　　他说，“为公才改革，为私谁改革？”(全文摘自《南方周末》)

　　作者：记者 张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