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人大常委会5月14日审议通过的《关于控制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传播的决定》，着眼于上海实际，为防治“非典”提供了又一有力的法律武器。

　　《决定》犹如“及时雨”

　　5月5日晚上，有关单位对一市民进行医学观察，可本人及其家人坚决不同意。街道、居委会工作人员打了30多个电话劝说，他们才勉强同意。未料救护车开到家门口，这户人家又改变主意，将医护人员骂出门。再做工作，再同意，再反悔……救护车出动了3次，才将其接走。

　　对此，一些列席常委会、奋战在一线的市人大代表感言：《决定》的出台，犹如一场“及时雨”，为进一步落实“防非”措施提供了支持，更提供了法律依据。市防治“非典”指挥部也寄来了感谢信。

　　政府单位个人：责权明确

　　《决定》明确规定了单位和个人的义务。如医疗卫生机构就“非典”流行病学依法进行查询、检验或者调查取证时，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予以配合，不得以任何理由隐瞒病情以及其他相关的真实情况，否则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可以并处罚款。需要接受隔离治疗、医学观察措施的“非典”病人、疑似病人和与“非典”病人密切接触者，在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构采取医学措施时应当予以配合；拒绝配合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协助强制执行等。

　　《决定》也明确了本市防治“非典”属地化管理的格局，明确了政府的职责。如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医疗机构不履行应急处理职责或者未按照规定履行职责的，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举报，并将依法查处。

　　与国家法规不重合

　　目前国家已有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本市再地方立法有必要吗？委员们的共识是：《决定》的精神与国家法规一致，但规范的内容并不重合。

　　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谢天放等指出，1991年颁布的传染病防治法，已有滞后性，如“非典”是新出现的、不明原因的传染病，在该法中没有涵盖。国务院近日颁布的突发事件应急条例并非只是针对“非典”等传染病，法律责任的设定也主要针对公职人员。而《决定》贴近上海实际，主要针对单位和个人设立法律责任。

　　隐私权应受公共需求的制约

　　流行病学调查，往往涉及一些很私人的问题。《决定》的有关内容，是否会造成对隐私权的损害？

　　委员们认为，在特殊时期，隐私权应受公共需求的制约。《决定》是根据上海目前的特殊情况所采取的一项应急措施，目的是为了维护全体市民的公共利益。如果一味维护个别人的隐私权，往往损害了更多人的知情权、治疗权和生命权。在这一特殊时期，单位和个人多担一些责任，是对他人权利的保护，也是对全社会的贡献，最终是有利于个人的。

　　当然，公权也不能滥用。几经修改后，《决定》中多了一条：本决定是在控制“非典”传播期间的一项应急性的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终止日期由市人大常委会视情决定，另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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