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乾荣

　　前几天看了北京人艺话剧《北街南院》，剧情是抗非典，很感人，布景也好。有趣的是，在布景的一座房子的外墙上，写着“办证，1368……”，令人既好笑，又可气。布景的这个细节十分真实。如今，全国从一般城市到首都北京，胡乱涂写的“办证”野广告，比比可见，几乎无孔不入。大张旗鼓、明目张胆、挑战般地宣告造假，简直太不像话，而人们对此，似乎见怪不怪了！这是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的耻辱。我非常奇怪的是，这些“办证”者为什么如此猖獗，好像有恃无恐？

　　这个问题且放下，先看一看最近披露的两个案子。一是《北京青年报》报道，一个姓单的购买空白支票并加盖伪造的集邮公司财务章和法定代表人名章，顺利诈骗银行人民币5000万元，此案已破获。一是《北京日报》报道，两年来，北京海关从快件监管渠道查获伪造护照223本。没有“办证”者的“帮忙”，这两个案子的犯罪嫌疑人，恐怕很难作案吧。

　　办证，即办理证件、证明，是国家权力机关或有关合法机构为了“证真”而履行的一项极其严肃的职权，关键须有一枚公章。我们以前崇拜印章、证件，一见官印，就想到权威，一见私章，就断定是“某一人”，一见证件证书，就认可其效力。“文革”中两派夺权，为争一个公章打得你死我活。在我们头脑中，“证真”的印章和证件本身，就像公理而无需再次证明。如今人心不古，真受到假的普遍挑战，包括“证真”之真，也未能幸免。为了“证明”一个假的东西是“真”，不法之徒把“证明真的东西”也做成了“跟真一样的假”。于是，“假作真时真亦假”，使众人甚至执法者，陷入了真假莫辨的尴尬，很多作奸犯科之事，便大行其道了。

　　凡利用假印章、假证件者，都是为了干见不得人的勾当。“办证”应运而生，成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非法牟利的“行业”。按常理，它的活动应该是地下的，偷偷摸摸的，可如今它却是公然的，大肆张扬的，像跟一切善良的人夸耀，也像跟有关执法者示威似的。我们小区的外墙刚刚粉刷，第二天就被涂上了好几条用斗大的字写的“办证，1330……”。仅仅从破坏环境卫生方面来说，这还不够可恨吗？然而我不知道谁应该管这个事。伪造印章证件是很严重的犯罪，造成的后果更加严重，上面所举仅仅是两个近例，早先腐败副省长胡长清的假北大文凭也算一个典型。与其等犯罪嫌疑人诈骗了巨额款项再去费力地侦破，与其等偷渡者尝试了“闯关”再行查获，与其等副省长被揭发利用假证后再来批判，在证真、打假方面，我们为什么不能相对付出较少地防患于未然呢？

　　依我看，这种广为招徕的“办证”活动，是不难打击和治理的。它不是有电话号码吗？有的地方采取“呼死你”办法，虽然近乎玩笑，毕竟想到了治理。而有的地方，满大街无数“办证”号码长久地招摇，给老百姓的印象，就像是没人管，听之任之泛滥。我有一个愚蠢的问题：“有关方面”为什么不能顺藤摸瓜，循着那电话号码去掏“办证”的老巢，并对“办证”者绳之以法？这总不比“虎穴追踪”难吧。我们能很快制伏肆虐的非典，却无奈于一个小儿科一般的“办证”。“办证”这样一个低级、放肆但却很严重、很普遍的犯罪活动，对我们维护国家尊严和打假决心，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