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的文化理想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2月07日09:21 光明网

　　叶隽

　　库恩谈范式建立的可能，指出科学发展的可能进程：典范的建立——常态研究的展开——严重危机的出现——在调整适应中寻求突破，并导致新典范的建立。（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10页，台北：麦田出版，2000年）其实，不仅是具体的专业研究本身需要范式作用，在宏观视野的学术领域内，也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现代中国》的出现，并不仅仅是在人马喧闹的中国学界多了一份集刊而已。我所看重的，更是主事者立意的高标和理想的坚守。

　　1990年代以来，各种学术集刊纷纷登场，成为中国学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而其思想史与文化史意义，更在于民间集刊的创办与持久存在，为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与进径提供了多种的可能。具体而言之，也可以说是，为中国学术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可能”。因为，由于特殊的国情背景，报刊的举办与发行，并非学者自身能够决定，而“核心刊物”之类概念的存在、统一计划体制下的学术组织功能以及强大的政府经济支配力，都使得学术的发展与权力的握有紧密相关。近来谈论北大改革，纷纷扬扬，论者众多，其实症结问题亦大半不脱于此。所谓“学在民间”，古已有典，章太炎对此总结道：“学术者，故不与政治相丽。夫东胶、虞庠、辟雍、泮宫之制，始自封建时代，礼乐射御皆为朝廷用。孔老起，与之格斗，学始移于庶民。自尔历代虽设大学，其术常为民间鄙笑。汉世古文诸师，所与交战者十四博士；宋世理学诸师，所与交战者王氏之《三经新义》。综观二千岁间，学在有司者，无不蒸腐歹臭败；而矫健者常在民间。方技尤厉，张衡、马钧之工艺，华佗、张机之医术，李冶、秦九韶之天元四元，在官者曾未倡导秒末，皆深造创获，卓然称良师。”（章太炎：《代议然否论》，《章太炎全集》第四卷308页，转引自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认同民间强于官学绝非章氏一人，吕思勉也曾断言：“学术之兴盛，皆人民所自为，而政府所能为力者实浅矣；……学术之命脉，仍系于私家也。”（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第904页，转引自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89页）至于在当代，指望新兴的私立大学能够“担当起‘再造民魂’的伟大使命”，乃至“完成现代启蒙，培养个性独立与具有自主批判精神的‘勇士’型公民”的责任者，亦不乏其人。（张博树、王桂兰：《重建中国私立大学：理念、现实与前景》第8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不过，我所看重的，是这本集刊所表现的“学在民间”的另一面的含义。如果说私学的传统，孕育着“文化的承载”，“师”与“生”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耳提面命、问难切磋之余达到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有“精神的传承”；那么以专深研究相聚集的同人刊物的出现，其功用则另有承当，那就是通过独立的研究与思考，将人类知识的积累往前不断地推进，使学术的冠冕不断照耀出人类文化进步的光芒。而发于文字的思考结晶，不仅意味着将“求学在民间”延伸到“学术在民间”，更意味着公共平台的搭建、独立门户的思路，也就是对公共学术承担的责任，以及对自家学术确立的定位。

　　这可能与主编陈平原先生的自身经历与独立判断有关。作为文革后迈入大学殿堂的最初的幸运者，陈先生在1990年代初始阶段的转向，由启蒙激情而退入学院思考，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那个年代人的一些共性特征。与同代学者联袂创办大型人文学术集刊《学人》，并由其学术路径的重大调整而被指为1990年代知识界“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代表。十年弹指一挥间，待到20世纪末时决定创办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其背后显然有自家的情怀与思路。这一点充分表现在《现代中国》之中。

　　1990年代初提倡“学术规范”，讲究学术史的“考镜源流”工作。20世纪开头则提出“有情怀的专业研究”的思路。此中思路的转变，原是因大势而为之，陈先生这样解释：“随着专业化思想的深入人心，治学者必须接受系统训练并遵守学术规则，已经成为共识，并逐渐得到落实。我担心的是，‘专业主义’一旦成为塑造我们思想行为的主要力量，会对各种可能出现的‘奇思妙想’造成极大的压抑。”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情怀”的提出，乃是为了弥补“规则”的缺失。（参见杨早《关注“现代中国”——就〈现代中国〉的出?贸缕皆壬罚亍吨谢潦楸ā?2002年11月10日）这一思路，在陈先生，其实一以贯之，早在还强调建立规范时，他就已注意到事物的两面性，即“建立规范是为了超越规范。‘规范’在其方生未生之际最有魅力，一旦定型并建立起权威，对探索者又是一种压制。只是针对如今蔑视传统不守规则的时尚，才有必要再三强调学术的规范化。学术走上正轨，规范化局面形成，那时又得强调超越，怀念那些胆大妄为的‘野狐禅’。对于具体学者来说，从守规则走向不守规则，是治学的正路。”（《超越规则》，载陈平原：《学者的人间情怀》第60页，珠海出版社，1995年）所以难怪到此时，陈先生会一再强调：“学者在遵守规则之外，还应该有更高的精神以及学术上的追求。”王元化先生曾对1990年代以来学术与思想两分的思路颇为不满，认为“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是相辅相成的两翼，缺一不可。两相印证，正所谓学者所从事的学术，固然有其纯科学性的一面；但对于以追求真理为己任的真正学者来说，“精神追求”决非可有可无。这恐怕也正是当代中国泡沫学术何其多，而学术创造何其少的症结所在。所以在规范初步确立之后，提倡“情怀”，标举“精神”，而立足于“规范”之上，《现代中国》的立场选择，值得21世纪的中国文化学术界刮目相看。与众多学刊不同，也与先前主编的《学人》不同，《现代中国》的定位，自有其独到的意义。如果说《学人》更加类似一个开放的、不以门户自限的“学术公共空间”的话，所谓涵盖“学术自由、思想独立、实事求是”三大特点，而“在学界内外赢得广泛认同，备受称誉”，具备“特立独行闯天下的学术品格”，更表彰其“所凝聚的‘学在民间’的《学人》精神，承前启后，不绝如缕”（杨玉圣《公共学术空间的建设》）。那么，《现代中国》显然有所别择，更近乎现代文学史上的“同人刊物”。不仅是办刊理念上的突破，跨越学科本身也值得关注。就其编委组成来说，文、史、哲乃至艺术等皆有涉及。

　　其实，这点从刊物主持人物的变迁中即可看出。《学人》创办于1991年，由日本国际友谊基金会（筹）资助，其主编为三人联袂，汪晖出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王守常与陈先生虽都自北大，但一治历史，一研文学，其专业方向不同，这些都决定了其刊物定位在于一“人文学术集刊”。而《现代中国》则不同，虽然也企及学科跨越，但正如陈先生所表白的，显然更多地立足于北大自身，首先是中文系，这点从其编委名单中也可见端倪，一是清一色的北大人，二则虽然仍由来自历史、哲学、艺术等系的学者，但其主体仍是中文系（几乎全是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学者组成，列名者有谢冕、严家炎、孙玉石、温儒敏、钱理群等）。正如主事者强调的：“比起文学、史学、哲学等分科论述来，我们有跨学科的意味；比起综合性的人文、社会科学论述，我们又相对专业化。”这一既有专业定位，又有主题关注的思路，决定了这是一部“关注‘现代中国’的人文研究集刊”。

　　《现代中国》定位为“不仅仅是发表论文的园地，还能体现北大诸君的学术理想及文化追求”，是要“办一个性格鲜明的学术集刊，而不只是提供发表文章的园地”，所以在稿件的处理上，“每辑都会约请校外志趣相近的朋友赐稿，也酌收个别自然来稿，但主打部分，依靠的是北大的同行”，这样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希望保持明显的自家风貌”。

　　刊物的重量，主要是由其稿件与编辑思路所决定的，虽然也受到时代背景与潮流的影响，但关系不是决定性的。这本集刊的厚重，确实也在很大程度上由其“自家风貌”所决定，而且也确是一般集刊难以企及的。且不说其列名的作者多属学界的中坚，北大自身的实力就不谈了，外稿诸如罗志田、葛兆光、赵园等等，亦都有精彩之贡献；其栏目设计同样可圈可点，借鉴西方学界刊物的划分，但又不完全“照样画葫芦”，大致体现了陈先生“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的良好结合。我觉得特别值得提出的一是“书评”，一是“博士论文提要”。做好已是不易，难得的是尽能紧扣主题，将有关“现代中国”的前沿著作尽可能收罗，而且多有精彩之见，能挑出著作的好处，难能可贵。较之一般书评刊物，确实有专业眼光的“高下”之分；“博士论文提要”更是得到学界的一致好评，因为给外界了解北大学生的研究思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当然，我更看重的，还是编者背后的思路，并非不具备国际视阈，但在“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中有所抉择，这才是《现代中国》的安身立命之处。区别于当代中国学界的诸种风格，既不以古雅的国学风范自诩，更不取完全的西方汉学的分类方法，而是借鉴各家有益的思路，立足“本土关怀”，正是此一新范式的再度体现。

　　一部《现代中国》集刊，小则小矣，但其所孕育的背后情怀，以及明确的关注指向，乃至所尝试创构的理解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新范式可能，却真地不容忽视。对于仍在进程之中的现代中国发展而言，其中所可以借鉴的专深学术与文化理想相结合的思路，当有深意存焉。

　　（陈平原主编《现代中国》第1－3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2003年）（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