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人物

　　田文昌生于1947年，毕业于西北政法学院，曾任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副主任、研究生导师。

　　1985年起从事律师工作，1995年创建京都律师事务所，1996年被评为北京市首届十佳律师，现为中国法学会会员、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理事、北京市法学会理事、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理事、全国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早报讯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互联网上正流传一篇名为《中国四大“腐败帮凶”律师》的文章，将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田文昌列为四大腐败帮凶之首。田文昌有“中国刑事律师第一人”之称，在早年的公众记忆中，他更多是站在弱者这一边，如代理天津大邱庄被害人控告禹作敏案等。而近年，他的当事人却多是位高权重的官员，或身家亿万的老板，如原云南省省长李嘉廷、福布斯富豪杨斌和沈阳黑社会头目刘涌等。

　　没有任何一件案子使田文昌受到刘涌案这样的质疑。刘涌案从死刑—死缓—死刑的一波三折，也让田文昌在舆论的赞赏和质疑之间跌宕起伏，在“正义的卫道者”与“邪恶的帮凶”两种角色间转换。

　　2月1日下午，田文昌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关于为坏人辩护

　　坏人也有辩护的权利

　　记者：很多人认为你以前是平民律师代表，专门宣扬正义，现在则专门为贪官、不法资本家、黑社会头目辩护，觉得你的形象变了。你怎么看公众的这种评价？

　　田文昌：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对律师角色定位的误解。“坏人”也有接受辩护的权利，律师只要依法辩护，就是正义的，是通过司法公正来维护正义。我们不能要求每个律师都只为弱势群体辩护，也不能要求一个律师只接一种类型的案子。即便贪官、黑社会分子也有自己的权益需要维护，不能随意处置。

　　关于接案标准

　　否认接刘涌案收入百万

　　记者：每年找到你的案子大概有1000个，你能接多少？收入多少是一个重要的考虑标准吗？

　　田文昌：我现在一年也就接二三十个案子。我接的案子刑事和经济纠纷的民事案各占一半。从收入上，肯定经济案子多，我若光办刑事案子，连这个律师事务所都养不活。有人说我办一件刑事案子收上百万甚至千万。我不知道这些话是怎么传出来的，反正我是没见过。别人的嘴是堵不住的。

　　其实这些敏感案子我真的不想接，他们都是通过有关部门、通过熟人、通过各种渠道找我，一而再，再而三；我偶尔接几个。在收费角度，我没那么多考虑。但我不会因为收钱少，我就不负责任。

　　关于专家论证书

　　不会干预司法公正

　　记者：在办理案件中，你时常邀请法学专家论证，出具了对你的当事人有利的专家论证书。这一点在学界和民间都引起很大的争论。

　　田文昌：这种争论是有一定误区的。人们(包括我)最反对的是行政干预司法，但是专家的法律意见书却与行政干预不同。首先，专家的法律意见书代表的是一种个人意见，不代表任何权力，不可能产生干预的作用。其次，因为我们国家的司法环境、司法人员素质以及立法水平都不尽如人意，这几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我们在具体的案件上，会产生一些歧义。请专家论证只是在理论上寻求一种参考。

　　关于走领导关系

　　无案外干预和权钱交易

　　记者：有消息说，在办理刘涌案的过程中，你给辽宁省委、省政府写信，要求公正审理刘涌案。这种希望通过党委、行政机关干预司法审判的行为，你觉得这样做适当吗？

　　田文昌：刘涌案我都是按司法程序办理的。向上级司法机关逐级反映情况并未超越程序，恰恰是律师的权利。我并没有通过私人关系去寻找个别领导人的案外干预，更没有权钱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