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凤亮

　　从1987年的第一个中译本算起，米兰·昆德拉的作品在中国已“旅行”了16年；假如算上李欧梵等学者更早的介绍，那么昆德拉走进中国读书界就将近20年了。此间，各种译本层出不穷，印数近乎天文；研究篇什数以百计，文史哲经各界学者纷纷对话。昆德拉，一个东欧小国的移民作家，创造了20世纪末叶中国文学译介和阅读的一个神话。在其风头正劲的20世纪90年代，瑞士《周报》曾邀请全球18位著名文学评论家对健在作家进行排名，昆德拉位居第二，得票仅次于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尔克斯。较近的一次统计则表明，昆德拉是当今世界被人读得最多的三位小说家之一。昆德拉，这个数次与诺贝尔奖交臂而过的小说家，在中国总是人气很旺。20年的中国之旅，在新世纪之初来了一场总结——一套全新的昆德拉作品中译本正热销于全国大小书店，初期面市的几本，每书初印将近五万，赶上了村上春树中译本的初版印数。昆德拉越走越近了，甚至像我这样的中国学人，也动过请昆德拉到中国走一走的古怪念头。“假如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让我感兴趣的地方，那就是中国。”不管昆德拉这句话是真是假，想来中国读者听起来总是很受用的。

　　谁在阅读昆德拉？这种阅读社会学的考察现在看来很有意义，至少它可以把国人的“昆德拉情结”稍加挖掘一番。据说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有大学生人手一册昆德拉之说，这也大致描述了昆德拉作品的有效对象群——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文知识分子。这其中的主力军，除了作家、学者，还有更广泛的有知识的文学大众。而在我看来，不管是学人的研究还是大众的阅读，昆德拉始终处在种种被“格式化”的误读命运中。格式化之一种，是将昆德拉政治化，这方面东西方有异曲同工之妙：早期的捷克人把昆德拉看成民族文化的背叛者，美国人视之为极权政治的控诉人，中国读者则把他当作民族命运的参照。其二是将昆德拉哲学化。昆德拉无疑是个诗意的“思者”，但他坚持反对将其小说思想哲理化，认为这远离了现代小说质疑的、批判的、嘲讽的、复调的、相对的、开放的、未完成的智慧。有了这两点，就不难理解为何读者们接着将昆德拉神圣化，喜欢拿他当这个时代最大的“文化口红”之一，往自己的知识品位、文化格调之唇上涂抹了。小资与BOBO族在这方面尤其用力（无独有偶，昆德拉出于种种原因，一直用捷克的古称“波西米亚”来指称其祖国，这倒是颇合BOBO族的口味），他们对昆德拉作品的“媚雅”，殊不知正是昆德拉批判的“媚俗”（Kitsch）病症之一呢。误读并不奇怪，大作家命运向来如此，这又应了昆德拉的一句名言：“书籍自有命运。”

　　在读书界对昆德拉一致的好感与认同中，也不无一些批判与反思的声音。其中，上世纪末的昆德拉哈维尔之争尤为引人瞩目。在这场关于“谁更有勇气”的争论中，昆德拉被指责为懦夫、逃避者、奉行狡猾的犬儒主义。这种缺乏学理性的批判之声，将原来有价值的争论导向一个无意义的领域，从而加剧了中国学界的误读。

　　显然，在欢欣于昆德拉对中国读书界广泛影响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既往对昆德拉的接受，仍多是关注其人其作的社会价值与思想意义，而忽视了对其作品的文学解读，忽视了对其小说文体革新意义的理解。昆德拉反对对其作品的政治的、历史的、道德的、哲学化的、人性论的解读，而宁愿别人将其看作“仅仅是个小说家”，这并非谦词，而是出于对扭曲其文学本意的种种行径的警惕。因为那种泛文化式的解读，使昆德拉表面上离我们越来越近，实际上却愈行愈远。在这方面，文学研究界难辞其咎。

　　重译自然是纠偏的一个契机。订正、增补，以“相对全译”的形式为阅读和研究提供可资信赖的版本，当然是重译的题中之义。而这一重译所隐含着的更为重要的信息，则是对更健全的解读语境与研究行为的召唤。几年前编选昆德拉研究资料《对话的灵光》时，我曾对十余年间的译介研读情况作过长篇评述，总结起来，就是“成果不少，问题多多”；现在看来，在全球性的“昆德拉热”渐行冷却之后，一种对于热潮的冷阅读似乎有了更大的可能。这种冷静的阅读，理应包含更多学理性的思考。捷克斯洛伐克已在剧变中解体为两个国家，昆德拉也从诺贝尔奖的热门人选中一步步淡出；其作品一直探讨的“遗忘”主题，不幸成了描述他自身在异质文化中写作困境的谶语。处于上述解构语境中的昆德拉，其创作经历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绝妙的文学话题。当然，对昆德拉这位喜欢以作品说话的小说家，最好的解读仍是面对他意蕴丰富的文本。在这方面，中国读书界应当首先破除把昆德拉当作文学神话的偏见，去掉附加在这位小说家身上太多的神圣光环，为其“祛魅”，还其原义。新的译本，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契机。缘于此，我希望于此次重译的，不仅是同昆德拉在文字上的再次走近，还有对其思想和艺术上更加深刻到位的阅读、理解和接受。（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