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物细无声(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2月08日09:46 光明网

　　——王逢振先生访谈录本报记者　肖自强　张翠

　　王逢振：河北邢台人，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工作，现已退休。主要专著有《今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十四位著名批评家访谈录》（1988）、《女性主义》（台湾，1996）、《文化研究》（台湾，2000）、《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研究》（合著，1997）、《西学读解集》（1999）等。文论译著有《当代文学理论》、《时间的种子》（1997）、《政治无意识》（1999）等。文论编著有《最新西方文论选》、《DialoguesonCulturalStudies》、《名师讲演集》、“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31种）、“先锋译丛”（10种）、《2000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2001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2001中国年度最佳科幻小说》、《西方学术大师演讲集（英文版）》、《2003年度新译西方文论选》。在国内外报刊发表文章数篇。

　　如果说新时期以来，中国学术，甚至日常话语，有多次风格变迁，那么“批评理论”在中国的影响，就是最近一次变迁的主要构成。批评理论已经影响许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对象选择、学术文本和日常交流。不少人文学者，甚至其他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的书架上，多多少少摆着一些批评理论方面的译著，而对批评理论有译介之功的首推一向低调的王逢振先生。他组织的译介工作是全面的、及时的和长期的。王逢振先生不擅言辞，过着平静的生活，在平静中从事扎实的译介工作：20世纪70年代末比较早地译介侦探小说；80年代早期比较早地译介科幻小说；80年代中后期比较早地译介批评理论。在批评理论日渐成为学术研究和社会心理的基本构成之时，本报记者采访了王逢振先生接触、译介和研究批评理论的21年心路历程。在那不擅言辞的叙述中，我们体会到了由平实所产生的力量。王逢振先生也是这样坚信的。艰难的开端：硬着头皮读

　　您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批评理论”？

　　应该说是1982年底。当时我们只知道“文学批评”和“文学评论”这些东西，对所谓的“批评理论”一无所知。我开始关注“批评理论”，和詹姆逊有很大关系。1982年到美国，先是在UCLA，是去研究美国文学。那时詹姆逊不在杜克大学，还在UCSC，被邀请过来讲学，朋友特地介绍认识。我请詹姆逊到我的宿舍。他说他很想到中国来，并送给我两本书：《马克思主义与形式》和《政治无意识》。我想先读读他的书再说。说实在的，当时读不懂。我就硬着头皮读。我的想法是，读了，总会知道一点，交流起来也有话说。读不懂的地方还可以问。后来他请我去UCSC，我对他说有些东西读不懂。他表示理解，尽可能用他觉得我能懂的话讲。我们在一起呆了一、两周。我在那里也讲了一些东西，主要是介绍中国翻译外国文学的情况，是詹姆逊牵的线。那时我在《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

　　我读了詹姆逊的书，知道了“批评理论”界一些人和一些术语，比如德里达、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来经他介绍认识了海登·怀特。怀特受福柯的影响很大，用福柯的理论解构历史，认为历史不可能客观真实。当时我们接受的训练完全是三段式的：作家的生活经历、作品的写作背景和作品的内容。这种传统的写法，最后必须加个尾巴，说几句表示“批判地接受”。他们两个人的东西，让我觉得换了一个天地。我就从那时开始注意批评理论。我让他们推荐一些书。后来我搬到旧金山，詹姆逊住在附近，我们来往就多了。1983年我在伊利诺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也认识了一些人。

　　1983年我回国。那时我对批评理论的研究很不成熟，所做的介绍多是综述型的。真正对批评理论有所了解的是1986年。这一年我去美国厄湾加州大学（UCIrvine）做博士后研究，结识了J.希利斯·米勒，他是解构主义大师，还结识了莫瑞·克里格、雅克·德里达、沃尔夫冈·伊瑟尔……等。我就很自然地集中读这些人的作品。1987年回国，对批评理论仍然是介绍性的，在《外国文学》和《外国文学动态》上发了一些。

　　20世纪80年代初，您开始介绍批评理论，国内反映如何？

　　好像是1984年，在烟台召开全国外国文学学会的年会。那时会议还有“党组”这种机构，跟现在不一样。我把所了解的批评理论介绍了一番，包括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我自己消化得不够，是综合人家的，介绍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现在看来也是这样。很多人说听不懂。从北京来的学者比较鼓励我，王佐良就说这个东西挺新的，可以把它做好，可以再深入一些。外地一些老人就觉得是哗众取宠。总的来说，反响不一样。很多人也算是听新信息，因为当时从国外回来的人少，介绍这种情况的更少。认识批评理论家：宽容与敬业

　　您认识詹姆逊的时候多大？

　　1982年，40岁。

　　您从中国当时的社会状况中到美国去，很多东西对中国人来说都是新鲜的，您怎么会偏偏对批评理论感兴趣？

　　当时国内学者对苏联那套东西已经有点烦。我第一次和詹姆逊、海登·怀特接触，就觉得他们的理论对认识问题有好处。他们两个在当时还没有现在这么名气大，当然也已经成名。我搞了一段时间，就钻进去了。钻进去就有兴趣，就继续搞下去。坦率地讲，我也没想那么多。另外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因为他们两人的关系，1986年我认识了德里达、米勒这些人。后来还见到萨义德，萨义德又约我去纽约。和这一帮人在一起，你想我能怎样。

　　也就是说，这种学术交往起了很大作用。如果换一个学术圈子，可能就不这样。

　　当然也可能有其他原因。那时，很多人埋在原来的“三段式”传统里，到了美国还是这样。我这里说的是搞文学研究的。他们大部分是大学教师，到美国就是去看人家是怎么上莎士比亚课，怎么教外语的……从批评理论的角度关心文学的人不多。我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搞的是研究性工作，没有教学压力。刚到美国也定了研究一个作家的计划，但接触到批评理论，觉得这个更有意思。要说有什么目的，真的没有。

　　您在和国外批评理论家交往的过程中，觉得他们和中国学者有什么不同？

　　这不能一概而论，各个人不一样。在和他们的接触中，我觉得可说的，可能就是他们对人都很宽容。这可能因为我是中国人。也听一些美国人说詹姆逊不好，给他写信，他一封都不回。也有人解释，说美国人给他写信的很多，他哪里回得这么多，那时不像现在这么现代化，每家有电脑，可以用伊妹儿。我毕竟是中国人，是一个外国人；中国人给他写信的不多，我的信他当然就每封必回。他们对我都很好。越是有学问的人，越是没架子，这是我的一个感觉。他们与我交往，有时也把批判他们的文章一起给我。他们这点很好。

　　还有一个感觉，就是他们都挺敬业的。詹姆逊经常随身带一个烟盒这么大的小本，一谈到什么就立刻记下来，坐在汽车上也记。他记性非常好，就记几个字。我估计他回去每天得整理。这种精神，在国内的学者，尤其是大学者，很少有看到这样的。

　　他们也开玩笑，也吃喝玩乐。这也是人之常情。与批评理论共鸣

　　现在您回头看，是不是觉得自己和批评理论有一些共鸣的地方？

　　当然有共鸣的地方。我首先感觉到它是反传统的。我去的时候，这个解构主义，在西方已经稳定、定型。我觉得他们关注的焦点已经超出纯文学、纯文本的范畴，他们关注更多的是社会问题。

　　扩大了批评的范围？

　　我觉得更多的是方法论的，就是人怎么观察世界，认识世界。1986年我明显感到他们对社会发展、变化已经有非常强的批评意识。真正有共鸣的地方，恐怕就是觉得这种批评意识能促进社会发展，提高人们认识问题的能力。

　　您本人也有很强的社会批评意识？

　　不好说，应该有。那时中国正开始面临转型。先是文化大革命，然后是1978年改革开放，紧接着1982、1983年反精神污染，1987年反自由化。这些都是让人对批评理论产生共鸣的地方。

　　你认为批评理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有什么具体影响？

　　直接的作用没有。你不能说拿来一个东西，马上就管用，但长期下去，思维方式肯定发生转变。意识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我也不是说要完全同意批评理论的观点。批评理论这些东西非常偏激，在某一个角度走得非常深，但有时缺少整体关照。从整体角度看，它可能失之偏颇，但在那一点上它有它的合理性，你从那闪亮的一点得到一些启发就是收获。闪亮的东西多了，综合起来就形成你自己的认识。《知识分子图书馆》与《先锋译丛》

　　您后来主编《知识分子图书馆》、《先锋译丛》，都和批评理论有关。您能说说当时的状况吗？

　　我1987年回国，已经有一批对批评理论感兴趣的人了。我手头也有一些资料，就想能不能编几本书。当时没想这么大规模，一开始只想搞10本。1988年米勒来华参加学术会议。我提出我的想法，大家都很支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白烨，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总编、漓江出版社的刘硕良一起商量。当时想三家联合出版这10种书。

　　1989年我为这个事情策划过一次会，从外国请了很多“大家”，但后来取消了。有些西方学者拒绝来当时的中国。1994年，白烨旧话重提。他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家搞。最终定下来是1996年。白烨认为应该找一个对理论感兴趣的编辑，希望能够一直做下去。那时还没有更大的计划，但他认为应该有长期做的准备。责任编辑本来定的是另一名编辑，但这个编辑正联系出国。那时汪民安调到出版社不久，他喜欢“理论”，白烨就让他搞这套书。从一开始我就和汪民安合作了。“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名是白烨提出来的，意思是，即使没有多大希望，也要有长期做和做大的想法。

　　当时我们就是想做点事情，介绍点新东西进来。具体地说，就是第一自己喜欢，第二自己觉得它对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但究竟有多大用，当时我也很难说。

　　请您说说“先锋译丛”。

　　当时在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工作的史建想出版点新东西，就找我，我们一拍即合，没想太多。我也知道这种书不是为了经济效益，出发点是给大家介绍一些新东西。这个新东西怎么样，还是让大家去评判。我也不能说我们选的是最好的，因为编书要考虑很多问题。首先是版权问题，还有资料问题，还有译者问题，等等。不是说你想做哪一本，就能做哪一本。所以只能说相对而言，我认为新的东西，或者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找一些新的东西、好的东西。这套书的名字，多少有点商业运作的意思，但也不完全是，因为史建他们一直在做《今日先锋》。他说要配套。新的东西也不都是特别前卫的东西。

　　很多从国外回来的学者，不是忙于翻译，而是“现买现卖”，频出“专著”。你却把精力放在翻译上。您怎么不做“现买现卖”的事情？

　　我没有能力。那些拼揍国外著作的人，大抵是因为自己没有消化。没有一定的消化，写出来的东西就肯定不行。要不就是综述——要想综述得好，也得消化；要不就是生搬硬套。出一两本专著就能评教授，所以很多人热衷这个。这也是一种体制。我可能和年龄也有关系。我对这些东西都无所谓了。能做点实实在在的事，也就够了。中国“批评理论”实践的现状

　　您对国内目前的“文化研究”和“批评理论”实践的现状有什么看法？

　　可以这么说，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是引进阶段。当然不是说现在已经停止引进，而是说那时是一股脑地进来，没有消化。90年代既有引进又有消化。一开始机械地搬用多一些。90年代，特别是后期开始有些消化。至于消化的程度，我自己也不敢说已经消化了，只能说得到一点启发。我还是那个意思，读一本书，未必说所有的东西都被理解和掌握了，但至少有一些亮点，我认为特别重要，或者特别感兴趣，我把它理解了。理解了以后，在用的时候，它就可能不再是照搬，就变成一种方法论，一种自己的东西，一种意识。

　　在应用方面还是有一些消化的。比如说学院派在分析文学作品，特别是在分析具体的文本上，批评理论是有成效的。这一点对提高人们的认识，肯定有好处。总体来讲，对现实的关照，或者说以一种批判的意识来认识现实，结合现实，做得很不够。不像国外，他们对社会，包括文化、哲学和思想，有一种批判意识，甚至对经济也有批评。至少我所接触的人是这样。这种批判意识，国内学者较少。

　　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做的。比如说大学教育问题。美国关于大学教育的争论，从1988年以来一直有很多。像他们的批判那样，美国大学已经变成一个企业，一个大工厂；因为钱的问题，大学人文精神淡化，大学变成工具，不能真正培养一批为社会看病开药方的人，或者至少是这方面的功能大大削弱。你看国内，他们动用各种关系申请博士点，至于这个博士点申请下来干什么，把博士培养成怎样的人，他们没作太多的思考。我担心这也是个“博士”加工厂。又比如现在的两极分化。不是说非得做什么，但你得从研究的角度去考虑。为什么国外的“文化研究”这么发展，主要是因为它更接近社会现实。当然并不是说文化研究只针对现在，它也涉及到历史，也包括文学，包括其他方面，但它的立足点和关照点是现实：现在的社会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下一步会是什么样子？一种文化现象为什么会出现？

　　给人感觉是，他们只玩理论，而不是去用它。

　　有的人在用；有的人，说得难听一点，也就是写一两篇文章，发一两篇东西，在学校好站住脚。学校每年要求发几篇东西，他们也没什么办法；新的东西，杂志容易发，至于这个东西怎么样，也就不做考虑了。我觉得这样也好，因为读了以后，总会不自觉地接受一点。

　　本来是要有一种批评意识，“批评理论”才可能成为活的，但到中国学者手里，就变成一种单维的“工具”。

　　那也没关系。工具掌握得好，也会慢慢地发生作用。比如他要用解构主义分析文章结构，分析得很好，就说明他的方法论掌握得比较好，这样一来，他看社会问题就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这都是不知不觉的。

　　您从1982年接触批评理论，到现在已经有21年。您对这21年怎么看？

　　我没怎么看，稀里糊涂，顺其自然而已。我没有那么强烈的目的性。

　　无为而有为？

　　不能那么说。那个太大了。我是觉得第一自己感兴趣；第二，刚才讲过了；第三，就是把朋友的东西介绍一下。詹姆逊的东西之所以介绍得最多，就是因为他和我来往最多。他经常是一本书写好了还没出版，稿子就给我了。

　　这也算是为一种友谊而做？

　　有这个意思。当然后来也想把面再扩展一些，但总受各种各样的局限。

　　目前已经出了多少种？后面还会接着出吗？

　　30还是31吧。现在小汪（民安）那儿还有7本。至于以后，我们不给它一个固定的数，不说一定要出到多少本。很多情况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已经签了合同的肯定要出。

　　批评理论对您本人产生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第一是批判意识，第二是辩证地看问题。

图 1

图 2 王逢振先生在台湾出版的两部专著　　（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