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徐东洲 实习生 周俊、路利云、梁晓波

　　本报《学校“禁补令”能否有限开禁》系列报道刊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昨日，以此为主题的座谈会在本报会议室举行，来自社会各界的26名读者纷纷就此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支持有限开禁

　　“禁补”是素质教育的末端问题

　　刘绍本(河北师大文学院教授)：素质教育是以提高受教育对象的素质质量为目的，应试教育是以延长受教育时间为标志。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是趋势，这就要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但目前谈论素质教育，却往往是舍本逐末，而且“末”得过分，例如强调学生减负，就是要减轻书包的重量，其实这是错误的。

　　“禁补”也是末端问题，因为素质教育的根本是教学理念的转变和课堂质量的提高，这需要一个过程。

　　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尽管高考升学率达到了50%，城市更是高达70%以上，但高考的指挥棒仍然很现实，因为选拔人才还没有更好的途径和方式，重点大学仍然受人重视。因此我同意有限解禁“禁补令”，学校和社会可以办补课班，但不能以创收为目的，因为大学高收费和中小学乱收费已成为一大社会公害；也不应以新课程为内容，不能变相地延长学时；同时，是否应将补课行为规范在毕业班上，而不是全部学生。

　　如果想要维护“禁补令”的尊严，就应进一步做好“禁补令”内容的规范、范围的调整等。

　　魏超(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在素质教育未到位、应试制度没改完的情况下，“禁补令”作为一种过渡措施此时遭遇到了尴尬：以创收为目的的补课理应禁止，但以提高学习成绩、提高教学质量的补课也要禁止吗？

　　我个人认为，任何人不要夸大这种尴尬。政府出台“禁补令”的目的是要减负，减轻学生精神、课业、心理负担以及学生家长的经济负担，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禁补令”要做到位必须要依靠素质教育，因此目前的教学目的、方式、课程设置、考试制度、用人方式等都要调整和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引导全社会共同探讨素质教育，帮助政府完成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转变。

　　有限开放符合社会需求

　　孙常军(河北省消协)：我认为都市报做这样的文章很好，因为补课问题多年来一直是社会、家庭关注的焦点问题。一方面是政府有关部门有禁令，一方面是家长们望子成龙，两方面有些矛盾，但这只是现象，本质是补课的主体是什么，谁来补，补什么，特别是收费问题，这些才是争议的焦点。

　　用一个不恰当的词，“禁补令”其实是一种掩耳盗铃的方式，与其这样，还不如将补课问题制度化、规范化、标准化，这样既符合社会需求，也符合家长的心愿，也能充分考虑到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

　　范淑冬(学生家长)：其实，有时补课的原因是教学进度与课时安排得不合理。去年非典期间，学校的教学受到影响，两个月时间不能正常教学，但过后却没有时间来补。而今年的考试内容增加，但课时安排却没有增多，这些时间又从哪里挤出？

　　学校补课的优势在于：一是老师更了解自己的学生，补课的针对性、时效性都比较强；二是可以利用学校的场所、教材等资源；三是学生家长放心孩子的去向———如果没有学校和家长的监督，孩子们真正进入图书馆的机会有多少？很多孩子都是去了网吧！

　　张红(石家庄市八中)：我支持假期补课的行为，事实上这几年来省会的补课几乎没有停止过，但相比之下，重点中学敢补，而普通中学却不敢补，因为普通中学太谨小慎微。现在课程量大，而普通中学的学生接受能力差，尤其是目前普及高中的趋势更应让接受能力较重点中学学生稍差的学生补课。

　　贾利华(石家庄化肥厂子弟学校)：强制学校禁补很难，因为对学校来讲，课时真得很紧张，不补课就完不成教学任务，尤其是普通中学，这是现实问题，无法回避。因此，目前应该暂有限解禁，这是教学和教育的双重需要。

　　武凤珍(某职教学校教师)：今年在石家庄市某区小学五六年级的考试中，数学试题与社会上所办的“奥数班”试题非常接近，这就给人一种暗示，上了“奥数班”，就能考好成绩，而“奥数班”也属于变相补课吧？

　　“禁补令”解禁，如何解，解到什么程度？如果解，就必须重新规范化，使补课行为有章可循，从而避免现在的“黑班”等不良现象的出现。

　　刘弛宇(浩谦学校)：支持“禁补令”有限开放，因为这是一种发展趋势，但问题是，解禁之后，补课问题将由谁来承担？

　　如果仍由学校来承担，会不会造成市场比较混乱，老师会不会给人造成一种不务正业的印象？因此，希望一旦解禁，补课市场一定要规范化，政策要明朗化，从而使补课真正规范起来。

　　“禁补令”与现实脱节

　　柳军法(石家庄市15中教导处主任)：因为补课问题，几年来我经常被有关部门调查，因为从法律角度而言，“禁补令”毕竟是规章制度，应该遵守。但从现实情况而言，中高考都是讲究批次的，差一分也上不了本科，这是现实。而关于“禁补令”的政策却与现实脱节。

　　如今进行的教材改革，名义上减负，但对高中学生而言，实际上负担却是加重了，增加了一些新科目，不补课，就难以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而作为社会、政府对学校的评价机制却是惟一的，那就是考试成绩，这种评价实际上是政府行为的偏差，但对学校而言却必须以成绩来回答这种评价；许多学生在各种因素影响下会出入网吧之类的地方，所以我认为控制学生的业余时间很有必要，补课也是一种适当的方式。

　　由于补课使学生自由支配时间少、学习效率低，因此，我本人并不赞成补课这种行为，但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不补课就会影响学生的升学就业。

　　王焕运(石家庄市志成辅导学校)：教育部在补课问题上“一刀切”，而事实是补课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只不过改变了形式！原来是大摇大摆，现在是鬼鬼祟祟。

　　我的学校是个专门补课的学校，我曾经研究过记者和政府部门的工作时间，曾经将补课时间定为早晨9点以前和晚上6点以后，因为这两个时间段，记者和政府部门一般都不会调查补课情况，因此我是漏网之鱼。

　　目前，由于学校间形成了差距，无论中学还是大学，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在升学、就业等方面确实存在差别，家长都有望子成龙的心态，这就导致了择校、择师现象的出现，家长为了给孩子选择一个好的学校、好的老师，不惜重金。但由于“禁补令”高悬，导致现在社会上“黑班”补课、家教吃香的现象。

　　因此，要有条件地解除禁补令，最主要的条件是让学生自愿，谁也不能用任何手段限制学生，无论是学校还是社会。

　　李鸿儒(学生家长)：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当然这种合理不一定是真理，但一定有它的因果关系。

　　补课现象的因果关系就是因为生存竞争愈演愈烈。既想让马家军拿冠军，又不让他们加大运动量；既提倡考重点大学，又不让进行补课等竞争，这本身就是违反规律的。补课就是增强竞争力的一种手段。

　　王海鹰(侯凤梅律师事务所律师)：明确支持解除禁补令，因为对于补课问题，在法律上其实是一个空白，原国家教委和教育部曾数次颁布各种禁止补课的通知，但“禁补令”只不过是行政规范性文件，其法律效力比较低。在对待补课问题上，应该撤消“禁补令”，对其内容进行完善后，由地方人大以地方法规的形式进行立法，从而使补课问题有法可依。

　　官方要引导补课行为

　　赵贵旺(河北医科大学外语部)：补课现象是不正常中的正常，不合理中的合理，这一现象必须要引起足够重视。在这一问题上体现的主要矛盾好比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矛盾，补课属于市场经济，正常的教学是计划经济，在社会转型期这样的矛盾是很正常的。因此，应该分清楚主次矛盾，针对不同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学生家长要有理性，不能一味盲目地跟风让孩子补课或者不补，要根据自己孩子的特点来决定。

　　对于补课问题，官方要起到引导、组织、协调的作用，基础教育在转型期出现了问题，对基础教育的要求太多了，打个比喻就是，基础教育堵了，而大学教育虚了。政府在这个转型期要多做引导工作，从而加快转型的进程。

　　反对有限开禁

　　解禁会造成补课行为的失控

　　郭振清：(消费者代表)：我坚决反对补课，因为这是荒谬的和荒唐的，学生掏钱掏的是校内正常学时的学费，从商品经济角度来说，只要是出资者就是消费者，作为消费者都应该加强自己的消费权利的维护。补课的背后就是利益驱动，收费就是把补课行为转化为一种商业行为。

　　李中元：(学生家长)我反对解禁，如果说呼吁解禁反映“民意”，那么在我理解，支持补课的中坚力量是家长，因为有中高考的存在。因为“禁补令”管的是学校，但管不住家长，所以“暗补”的潮流总也禁不住。但解禁的弊更大于利，它会造成补课的行为失控。

　　张忠民(河北经贸大学)：我认为补课是违法的。这既剥夺了学生的时间，又可能造成学生心理畸形，对以后成长有害。学习本身应该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我上学时，学习压力小，所以我很快乐。我记得春天的花香，泥土的气息。孩子应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高庆书(石家庄市16中教师)：玩耍和娱乐是青少年的天性，但现行的中高考制度压得他们轻松不起来，每时每刻都在为应试苦读忙碌，包括节假日，这是我们无法改变的事实。

　　其实，如果把节假日变成了读书日，还要家长们花钱买教育，既然节假日已经名不符实，甚至还不如平日，就不如干脆取消节假日，明文宣布基本取消节假日，把这些时间纳入正式的教学计划中，这样既可以消除补课的弊端，减轻家长的压力，又可以提高学习的效果。

　　王惠民(石家庄市新华区教育局)：我反对解禁，提倡禁止高收费的补课行为，但是推崇教师义务补课。现在只有极少数的学生愿意补课，应该把是否补课的选择权交给学生，这样才能保证孩子们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现在的补课并不能起到提高学生素质的目的，只是提高了学生的分数，学生接受知识的多少是同兴趣和基础相连的。

　　一旦解禁的话，必然会造成学校给学生施加压力的局面，这样就会使得学生厌学，势必会造成一定的社会问题，因为高分并不一定能够获得好的能力，这种结果有悖于我们提倡减负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