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坚

　　整理《老宋杂文续编》这部书稿期间，看到有关程维高被开除党籍的新闻，其中说到他的前后两任秘书吴庆五、李真分别被判处死缓和一审判处死刑，他对此负有重要责任。

　　对于这条新闻，我怀有特别的兴趣。2002年初，我在哈尔滨听一位来自石家庄的朋友说过程维高与李真的关系。这位朋友说，在他们那边，谁都知道李真是程维高“力排众议”方才被提拔为“正厅级”的。听到李真落马的消息后，有人不胜感慨地说：“总算看到这一天了。”

　　听了这位朋友的话，脑海中出现一个作风霸道的领导形象，“力排众议”这个字眼也一直郁结心中，久久挥之不去。此后终于写成一篇杂文，就“力排众议”这四个字发了一通议论。我在那篇杂文中说，“假如一位身居高位的青年干部贪污受贿，被推上了法庭，当地人说：这位新秀是咱们的某某书记力排众议方才脱颖而出的。那么，谁都听得出来，这个‘力排众议’所包含的意思十有八九是刚愎自用以至于独断专行。”

　　这是在媒体上对于这位尚未落马的正省级高官霸道作风的直截了当的批评。这并不说明我有多高明，高明的是当地民众心中的那一杆秤。至于没有像当地民众一样指名道姓地说“程维高‘力排众议’”，倒也不是我的怯懦，不仅那时程维高尚未落马，指名道姓为新闻纪律所不容，所言之事未经核实仍属“道听途说”，更重要的是我想说的其实并不是程维高这个人，而是“力排众议”这种现象，或许还有对于这种现象的更深层次的思考。

　　通过这件事，或许能看出杂文与民众、与社会，当然也包括与官场中的人与事的某种关连。

　　杂文家并不是专门与各级领导唱对台戏的，绝对不是。如果有人———不论是杂文家，还是政治家———这样认为，则是莫大的误会。杂文家之写杂文，乃是一个审视社会，审视人生的过程。只是这种审视，不能以某些领导的是非为是非，不能被“官大一级压死人”的陈规陋习束缚了自己的思想。要不，杂文家就不成其为杂文家，杂文也不成其为杂文。杂文应当有风骨，杂文家应当有气节，某些官本位思想严重的领导横竖看不顺眼的，或许就在于这一点。

　　杂文家对社会对人生的审视也有衡量的标准，这是老百姓心中的那杆秤。杂文应当来自民众，反映民情，体察民意，喊出民声，惟其如此，它才能鲜活泼辣，富有生气，这是包括出租司机的“马路时评”在内的街谈巷议比不少杂文更为尖锐泼辣的原因之所在。当然，杂文不是街谈巷议，杂文家也不是出租司机，杂文家之写杂文，会多一点思考，多一点责任。他们总想从民情民意民声中悟出一些人生的真谛，摸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曾有一位朋友对我说，你的杂文好像很少说到本地的人与事。我回答说，也是有的，只是你没有看出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最先“入耳”最先引起我的种种感触并引发我对人生对社会的种种思考的，倒往往就是本地的乃至身边的人与事。要把这种种感触与思考表达出来，就得选择合适的事例，无论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只要合适就行，至于这事是谁做的，这话是谁说，其实都无关紧要。说到本地的某些人与事，也决不是要与什么人过不去。客观地说，不是我把“矛头”指向了什么人，倒是有的人正好碰上了我的“矛头”。倘若有人发现被这部杂文集中的哪篇文章哪句话刺着了神经，我只好事先拱手作揖：实在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石家庄的那位朋友去年深秋来过福州，说到在他们那边“秘书问题”十分敏感，此类文章很难见报。看来，“寡人有疾”，不仅不能说“寡人”，连这种“疾”都说不得了，由此可见杂文的生存环境。我为自己庆幸，亏得我那篇文章发在全国性的报纸上，而且裹上了一层“假如”的外壳，使“有疾”的“寡人”要打官司也无从打起。现在的不少杂文，正是这样弯弯曲曲地生长起来的。

　　不管怎么说，能生长起来就好。

　　（本文发表时有删节。该书将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