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卫兴华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经济理论上有三大发展、三个失误

　　发展之一：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理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搬针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理论。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家的经济成分包括：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一认识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基础原理，也符合中国的国情。

　　然而，正确的理论，有时候得不到很好地贯彻。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过早地超越了新民主主义制度，过早地超越了新民主主义，过早地消灭一切私有制经济包括资本主义经济，这给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长远的消极后果。

　　发展之二：《论十大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完善。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中的前五条，都是讲经济方面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原理，特别是两大部类比例关系的原理，但具体到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找不到答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批评了有些社会主义国家“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提出我国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毛泽东后来还提出按农、轻、重顺序安排国民经济发展的思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极大完善。

　　发展之三：强调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必要性和价值规律的客观必然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是否具有客观必要性和必然性，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长期争论的经济理论问题。我国经济学界也有社会主义非商品论、全民所有制内部非商品论的理论观点存在。特别在1958年大搞人民公社化时期，出现了消除商品生产的理论思潮。毛泽东特别不满某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在对待商品生产问题上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此他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经济评论和经济学观点，其中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理论、思想，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具有很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对于目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也有现实意义。

　　毛泽东指出：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看它与什么经济相联系。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它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理论和实践，比斯大林前进了。关于价值规律的作用问题，在当时的指令性计划体制下，毛泽东提出的将价值规律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和手段的思想，对现在的改革与建设依然有指导意义。

　　失误一：把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说成是马克思所讲的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社会，包括两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所谓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显然指的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时期。不应把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称为过渡时期。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我国理论界和中央有关文献也是这样理解的。1953年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由中宣部主持撰写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曾明确说明过渡时期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直到1958年1月，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还是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然而，在60年代，硬把过渡时期说成是过渡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时期，并把这个观点作为与苏共论战的分歧点之一。

　　失误二：不适当地提出破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思想。1958年，“左”的理论与实践进一步发展。在此背景下，提出了破除、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后改译为“资产阶级权利”)问题。本来，“资产阶级权利”概念，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论述未来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问题时提出的。马克思把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称之为“资产阶级权利”。

　　1958年我们提出破除“资产阶级权利”，实际上并没有弄清所谓“资产阶级权利”究竟是指什么。离开了马克思的原意，结果造成了理论工作和经济工作中出现了混乱。

　　失误三：误解并不适当地宣传列宁关于小生产的一个论断。在“左”的理论和政策下，列宁关于小生产的一个论断曾经常被引用和宣传。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我们把这段话作为抓阶级斗争的重要理论根据之一。1974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的谈话中引证了列宁的这段话，然后接着说：“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我们在过去“左”的形势下，不考虑列宁讲话的历史背景，也不考虑列宁讲这些话的针对性和原有含义，就简单搬用过来，作为在社会主义社会搞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重要理论根据。可见，读马列著作，有一个正确理解和把握的问题。根据政治气候的需要胡乱引证，并作为理论指导，必然贻害无穷。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理论实现了三大突破

　　第一大突破：提出并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中央从中国社会经济实际出发，明确提出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我国只建立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阶段至少需经历100年的时间。十五大报告中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作了进一步充分论述。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主要国情，取得了改革发展的巨大成就。新中国成立后究竟需要经历哪些社会发展阶段，理论认识上存在着模糊性、盲目性。如果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不能准确定位，就容易犯超越阶段的“左”的错误，或是犯否定、背离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右的错误。

　　把社会主义社会划分为成熟程度不同的几个阶段，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马克思只把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划分为“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阶段)、“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列宁虽经历了苏维埃政权的初期阶段，但由于没有经历社会主义社会，也没有对社会主义提出阶段性划分。因此，我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既不是来自本本，更不是搬自国外，而是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创新。

　　第二大突破：从理论上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在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中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失误，其原因之一就是与没有从理论上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有关。

　　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首先应明确两点，一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或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二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这两点在邓小平的著作中有突出的反复的论述。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的本质，概括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有利于我们从本质上弄清和把握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怎样在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独立发展阶段、在生产力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本本上找不到答案，国外没有现成的适合于我国的经验可资借鉴，只有靠自己去开辟道路。邓小平同志从总体上回答了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共包括七个方面，提出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方法和措施，我国正在实践过程中，并已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

　　第三大突破：提出和实践为世界所瞩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认识到了传统计划经济存在的弊端，提出要进行改革。而改革，就必然涉及重新认识和评价商品经济、市场机制的作用问题。经济体制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实际上与发挥市场机制调节作用的广度和深度是同步的，因而被概括为市场取向的改革。

　　但是，在1991年以前的改革过程中，中央有关文件依然认为社会主义不能完全实行市场经济。这与对市场经济概念的传统理解和界定有关。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前一时期，是赞同这一关于改革的指导思想，即“计划经济为主，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后来又称做“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的。随着改革实践的发展，市场机制调节的范围在扩大，作用在加强，突破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框架和模式。后来，邓小平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这样就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更广阔的理论基础。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对我党经济理论的突破和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