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
春节期间去日本、德国等地旅游归来的一些市民，不约而同地感叹：上海与国外大都市存在文明差距。诚然，从城市
表象看，我们一二十年前所惊叹的国外大都市的摩天大楼、高速公路、繁华商场和林阴草坪，如今在上海处处可见。上海日新
月异，常常使我们这些“老上海”都认不出来。由此，外国友人与我们说话的态度和内容也变了，华人圈中更
是恭维有加，甚
至有些夸张。有时也怀疑，莫非上海真的已成为世界一流的国际大都市？
但冷静下来后就发现没有那么简单，别人说的或许都是事实，却不是上海的全部；是个人的感受，却不是理性的比较
；是表面看得见的进步，却不是本质上的差距。
有形的、能量化的差距我们自己可以找。譬如，上海的人均GDP按户籍人口算略高于5000美元，按常住人口计
是4600美元，而香港是26000美元，发达的国际大都市大多在两三万美元以上。又如城市轨道交通，上海不足100
公里，而最发达的城市已接近400公里。一比会吓一跳，原来如此！谁都明白，这些差距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消除的。
但还有不少无形的、无法量化的差距，如果不了解其他大都市的情况，不作一番比较，就不容易觉察。如果到国外只
是走马看花，只接触上层或官方，只看表面，自然也作不了什么比较，反而会沾沾自喜。如果在发达国家或发达城市生活过一
段时间，并且作过考察，就不难发现，不仅在生活质量，而且在文明程度上，那里有很多方面值得上海人羡慕和学习。
比如说不少城市中的公共交通设施不见得比上海先进，甚至已显得相当陈旧，但无论是人山人海的东京火车站，或是
欧洲小城中班次很少的巴士站，排队上车是不成问题的，行车时刻表都是管用的。东京挤满了人的车厢照样不会嘈杂，听不到
旁若无人打手机的声音，更不会有吵闹叫骂。德国的车站几乎见不到乘警和查票，通宵车往往也无人查票，但购买二等车票的
学生们宁可挤坐在地板上，站在过道上，也不会进入空荡荡的一等车厢。如果是购买欧洲联票的，一定会在上车后自己填写车
票上的次数(每张票可用一定的次数，或一定的天数)，用不到查票时提醒或处罚。
日本的服务业都是不收小费的，但无论豪华酒店，还是路边小摊，服务态度和卫生状况一般都无可挑剔。在正规商店
购买商品根本不需要开箱检查，也不必试验。回家后如发现问题，商家自会上门道歉，退货、调换或赔偿。对旅行社的诚信和
效率我有亲身体会。根据旺淡季不同时段，由大阪去北海道5日游的价格从4万至15万不等，我选了5万多的一种，得到的
服务完全符合合同内容。在5天中，没有一次安排不守时，停车休息的场所也有大量商店，但导游绝不参与促销，游客尽可免
费用茶水、上厕所、观看土产和工艺品制作(当然也是吸引顾客的手段)、品尝试味食品，即使分文未买，也会得到笑脸相迎
、鞠躬欢送。
这些差距固然与物质基础有关，上海一些恶习的形成往往是艰难的生存条件的产物。如在连计划供应都保障不了的情
况下，排队时插档和购物走后门会无师自通；在公交运力不足、班次无法准点的条件下，无论用什么手段挤上车、上了车得保
证下得来成为人们的交通常识；一家男女老少吃喝拉撒在一间屋里就谈不上尊重私密，从小住一二十人的集体宿舍难以养成轻
声说话的习惯。但物质条件的匮乏并非必然导致精神文明的缺损，1990年我在莫斯科的见闻就是一例。当时正是苏联崩溃
前最困难的阶段，稍为像样点的餐馆门前都排着长队，但即使等上一两个小时也没有人插档，也没有人冲进餐厅催用餐的人快
点结束，或者站在餐桌周围。商店的货架上虽然都空空如也，花店花摊依然随处可见，车站上迎候亲友的人大多捧着鲜花，剧
院中坐满盛装的观众。而现在上海人的一些令人汗颜的行为已经无法归咎于物质条件，例如衣着入时的女郎“若无其事”地插
入排队中间；在地铁上对着手机的高声嚷嚷其实都是无关紧要的废话。
其实，上海格外缺少的是精神文明的积累。在国际大都市中，上海作为一座现代城市的历史或许是最短的，而外来移
民的比例或许是最高的。上海人津津乐道的“六千年文化”、“七百年古城”与现代上海其实只有外在的联系，而不存在继承
关系。“纳百川”的“海”太小，很多“川”还没有被“纳”入就成了“海”的一部分，又开始纳其他“川”了，所以上海文
化的精神层面始终没有提高到理想的程度。在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时间内，上海人基本上只出不进，移民精英流失，新的来源断
绝，仅有的文明也被当作“帝国主义影响”、“资产阶级香风毒雾”而清除，经“文革”狂飙已经扫荡而尽。如今，无论是硕
果仅存的“老克勒”还是日益增加的新贵、白领、海归、台商、港客、洋人都不可能将上海一下子带入一个文明社会，只有靠
广大上海人自己一年一年积累，一代一代努力。(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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