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嘉健(记者)

　　楼仲武：焦躁不安到神朗气清

　　34岁的楼仲武和他妻子现被“隔离”在上海南汇康桥镇怡园村的警戒线内，他们家是疑似病发点最近的6户人家之一，病发点许生伟家的邻居。2月2日上午9点，在确认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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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发补偿金已下发后，楼仲武突然有些神朗气清起来，之前，整日无所事事和担心染病的他一直都处于焦躁不安的状态。

　　不过，这笔补偿金并非楼仲武在怡园村饲养的1万余只鸭子的补偿，而是他在南汇周浦鱼台村另一处鸭棚的，那里有他的1万余只蛋鸭。这些鸭子离怡园村疑似病发点不到3公里，按照对疫点周围半径3公里范围内所有畜禽进行扑杀的规定，1月30日上午7点开始，它们被抓走处理。

　　“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快。”楼仲武是2月1日傍晚5点左右听说“预发补偿金可能马上要下发”的风声的，“一觉醒来，眼睛一睁，钱就发了。”

　　因为被限制出入警戒线，楼仲武让他哥代领那张补偿金存折。他哥在周浦养的3000多只鸭子，30日也被扑杀，一并领走了属于他自己的预发金。

　　2月5日，楼仲武告诉记者，存折还没有到自己手上。楼的哥哥没法进到禁区内，本来想托人捎给他，但楼仲武还是在电话里告诉哥哥先让他暂时保管，等他出来之后再去取，“生怕存折弄丢了。”身为养殖大户的楼仲武，在遭遇了这场“变数”后，格外在意自己能弥补多少损失。

　　“原本准备今年6、7月份养五六万只，搞一个上海规模最大的养鸭棚。”楼仲武对记者说，“这些年我先后投了一百四五十万元钱，去年赚了20万元。”楼家门口就是一座小石桥，是进入病发点核心区域的必经之处，门口停着辆蓝色的大卡车，他说这是他自己买的，平时拉货用，方圆数公里内，楼是数一数二的大户。

　　楼仲武是浙江诸暨安华镇人，父亲很早就在上海浦东杨思养鸭，16岁(1986年)的时候，有5个兄弟、3个姊妹的楼仲武念完初中就从老家出来到了上海，跟着父亲做养鸭生意，那时的规模不大仅有500多只。后来在杨思的鸭棚被拆之后，1995年6月份楼仲武就到了南汇周浦镇鱼台，养了1万多只蛋鸭，他的姐姐还有两个雇佣的四川人一起看管饲养。

　　去年7月份来到康桥怡园村租了一个私人的鸭棚，租金每年四五千元，开始养起1万只种鸭，他找了一个当地的老头帮忙。“第一次养这么多，总共2万多只，我正想把生意再做大点，想不到来了这场禽流感，今后只好从头来过了。”现在的楼仲武还没有工夫想下一步的打算，他所要面对的是“先度过这阵子”，他所要琢磨的是“如今仍在照常支付工人的每月每人1000元工资，究竟该付到什么时候。”另外还有更令他伤脑筋的事情——“1月30日凌晨3点，怡园村这里的1万多只种鸭被边扑杀边统计的时候，因为慌乱，把种鸭错报成了蛋鸭，种鸭的成本高达每只80元左右，比蛋鸭高得多。”他现在不知道这该怎么办。

　　马桂兴：鸭飞蛋打到一地鸭毛

　　“现在每只种鸭的成本差不多就是80元，但2001年的时候只有60元左右，因为现在的饲料贵了——之前每只鸭的饲料成本为54元，现在为68.5元。”康桥镇叠桥村一队的马桂兴也是养种鸭的，他的鸭棚与楼仲武住处相距只有1公里左右，是记者所能接触到的离病发点最近的一个鸭棚。

　　“我在这里养了5180只种鸭，30日下午1点的时候全部都被扑杀了。”50多岁老马已经忘了去年赚了多少钱，但对上述数字，他却记得很清楚。

　　老马是浙江丽水人，在上海呆了近20年，先后在宝山和崇明养鸭，2000年5月份刚搬到这里，每个月付900元工资雇了2个安徽人帮着打理。“这些年的投资少说有四五十万元，赚了也差不多几十万元，他要养家糊口，还得供一个儿子在无锡上大学。主要的收入就靠卖鸭蛋，150元到200多元钱一箱不等，每箱180个，有几十家孵化厂都从我这里订货。”他在鸭棚里踱来踱去，颇多感慨，“去年非典的时候亏了不少钱，饭店生意不好，都不再进货，鸭子没人要，苗鸭也就没人要，孵化厂也就不要鸭蛋了。”

　　“一瓶疫苗40多元，一瓶能打300只鸭子，从来没有发生过‘鸭瘟’之类的情况。”老马说他一直都给鸭子打禽流感疫苗，一般每年打三四次……但是现在鸭子没了，只留下一地白色的鸭毛。

　　2月4日，镇里派来的工作人员到他家丈量了鸭棚。此前在叠桥村其他地方，记者也曾看到同样场景，据说是要拆掉这里所有的鸭棚。

　　南汇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施引华告诉记者，这些养殖户会得到不同程度的补偿。“补偿的具体标准会根据不同的品种(鸡、鸭、天鹅、鸽子)、不同的等级(例如鸭子分种鸭、肉鸭、小鸭、苗鸭等)结合市场价格来制定，相关的细节还在紧急制定中。”品种和等级的统计工作由各个镇的指挥部负责，已经在扑杀的时候一并进行，然后数据上报到区里，最后到市农委。

　　据了解，补偿全部发放还需时日，但为了当前比较困难的一些农民，政府已经调拨财政专款陆续下发“预发金”，以后根据统一标准再“补足”。南汇区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康桥镇的“预发金”已于2月4日发放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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