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飞时隔18年后中央出台的“一号文件”为进城打工者确立了应有的地位。文件说，“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城市创造了财富、提供了税收”。这样的地位对打工者来说是名副其实的。（相关报道见昨日今报视野版）

　　但是，与城市“产业工人”相比，打工者应有的待遇和权利还无法得到保障，在户籍、福利、就学、就业等很多领域还存在着歧视性和不公，一个让打工者心情舒畅为所在地做贡献的“打工环境”还远远没有形成。

　　现在大家都在叫响一句话：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但很多的地方政府更多地把经济发展环境理解为“招商环境”、“引资环境”，为此出台大量的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监管宽松、办事提速等等，而恰恰忘记或忽视了“打工环境”的创造。

　　一个人背着行李外出打工，他要找最适合自己的“打工环境”。在那里，他可以按时领到比较高的工资，不用担心走在大街上被检查五花八门的证件，不会动不动就要交不知名堂的各种费用，不会看着已经长大的孩子无学可上。在这样的环境里，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能得到起码的尊重，就和商人觉得在此地可以赚钱一样，他也会安心地工作，为当地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谁能说，“打工环境”不是“经济发展环境”的一部分？

　　因为现在是用工者掌握主动权，所以我们眼见“打工环境”在日益恶化。比如工资拖欠，前几年还只是说讨薪难，后来就有人要“爬塔吊”，今年竟然真有人为此而死亡。一个天经地义应得的工资，就要农民工付出这样高的成本，而且是在每年“解决欠薪”的呼唤声中。的确需要全社会对“打工环境”进行认真的检讨了。

　　《中国青年报》曾经报道，“招工春荒”现象在福建省泉州市今年再次出现。说“再次”，是去年新华社就曾经报道过泉州出现的“招工难”的情况，当年该市用工缺口约20万人。从去年到今年，一年过去了，招工难的状况改变不多。原因何在？泉州市有关官员认为：一是有些小企业拖欠工人工资；二是劳动环境差；三是工资待遇低。他举例说，“10年前泉州工人的工资就是500元，可现在少数企业开出的工资还是这么多，对外来工当然没有吸引力”。

　　为什么农民工不愿意到泉州打工？简言之，那里的“打工环境”不好。其实，农民工也一样是要讲效益的，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打工，各地工资高低，待遇好坏，是否受尊重，这样的信息也会在他们的圈子里一传十十传百地交流，通过比较，引导他们到适宜打工的地方。最终被农民工所淘汰的，是那些工资低还要拖欠、劳动环境差的地方。

　　创造好的“打工环境”，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政府责无旁贷。无论是从关怀弱势群体、以人为本的要求出发，还是从经济发展的目标出发，政府都应该拿出切实的行动来。尤其是在当前打工者尚没有完全组织起来与强势力量进行博弈时，政府的作用更显得重要。况且，“打工环境”不好，明智的商人也不会把钱拿来投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