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潘从武 本报通讯员 崔雪春

　　1月20日，羊年的腊月二十九。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红旗农场一分场九连农民吴长财的家里，两张木板床和一张漏出棉絮的破棉被是他家最大的家当，如果没有室内少许暖意存在，这个家更像一个废弃的荒屋。

　　当记者提起黄羊祸害庄稼时，憨厚的吴长财凄然地说：“黄羊把我妻子逼得服毒自杀了。”

　　泪眼婆娑的吴长财顿时陷入了对那些噩梦岁月的回忆之中。

　　黄羊作恶，农妇服毒自尽

　　1999年，外地来疆的吴长财通过银行贷款2万元，承包了100亩土地，分别种植了多种经济作物。然而就在收获的季节里，大量黄羊开始出没田间，吴长财与妻子眼睁睁地看着农作物被黄羊吃了个精光。

　　第二年，吴长财又贷款2万元，并专门雇了两个年轻人24小时轮流蹲在田间地头看护庄稼。但是黄羊的数量越来越多，以至于无法看管，这一年吴家的农作物再次绝收。

　　到了2001年，不甘心的吴长财怀着最后一线希望，再次向银行贷款两万元，期盼当年能有好收成，将前面欠下的债务还清。

　　结果，就在农作物成熟时，大批黄羊趁着夜色，再次来到吴长财的地里，风卷残云般地侵袭了成熟的庄稼。黄羊所过之处，拳头般大小的打瓜都被啃烂踏尽，刚盛开的红花被连根拔起，即将收获的庄稼只剩下光秃秃的秸秆和瓜秧。

　　三年的贷款和汗水因黄羊入侵而付之东流，三年庄稼颗粒无收。

　　银行从此再也不敢给他家贷款了，以前的债主纷至沓来，全家人顿时陷入绝境。雪上加霜的是，因机耕费和土地承包费都未能及时偿还，吴长财接到了法院送来的传票，要求他偿还红旗农场一分场的土地承包费用。

　　这些不断出现在吴长财脑海里的苦难画面，也让他分外想念逝去的妻子潘素琼。

　　“好容易挨到冬天，妻子将家里惟一的牲畜卖掉，一分钱还没有花出去，债主追随而来，最后全家手里只剩下6元钱。想想辛苦了三年，竟然落得如此悲惨下场，伤心的妻子悄悄服下了毒药。”

　　说到这里，吴长财扭过头去，用粗糙的手掌擦去脸上的泪水。

　　黄羊，将农民逼上被告席

　　“我承包了一百三十多亩农田，每亩地就要投入三百元成本，刚到收获的季节，大量黄羊出没田地，将所有庄稼啃食完毕。为了寻求遭受的损失，我几乎跑遍所有部门，但是至今没有一个答复，现在反而成了被告。”红旗农场一分场九连农民马献民心痛地说。

　　当六十多岁的马献民等人听说记者来了，早早地便从家里走路赶到现场，想给记者诉说一些黄羊的“罪状”。

　　马献民辛苦了一辈子，在晚年之际，向银行贷款三万多元种植经济作物。希望能多赚些钱来安度晚年的他没有想到，自己竟被黄羊折磨得痛不欲生，连养老的基本生活费都难以支付，只能靠儿子给的赡养费来补贴家用。

　　据同连队的人说，看着苦心经营的庄稼颗粒无收，银行贷款、农业税和土地承包费都未能及时缴纳，加上成叠的催缴通知单，马献民老人急得卧病于床。

　　也是受害方的红旗农场对此颇为无奈，只能将马献民告到奇台垦区人民法院，要求他偿还承包费7609元。马献民还因未按时交纳农牧业税，紧接着又收到了《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被要求缴纳罚款1500元。

　　其实，有着同样遭遇的人还有很多，许多庄稼绝收的农民无钱过冬，只好借债度日。

　　农民万般无奈，见了黄羊就想哭

　　在红旗农场，经常能看到成群出没的黄羊。为了能驱赶黄羊，农民想尽了所有的办法，但收效甚微。

　　农民说，他们现在看到黄羊就想哭。

　　马献民告诉记者，为了保住庄稼不受损失，自己专门把被褥搬到了地里，在地头上搭建了临时草棚，每天昼夜看护着庄稼，他还在田间地头设置了稻草人。

　　起初，黄羊还悄悄窥视，不敢接近庄稼地。但一个星期后，看到稻草人对自己不构成威胁，黄羊又明目张胆地出来继续啃食庄稼。

　　为了能阻止黄羊继续入侵，农民采用扎草人、栽木桩、绳索围栏、放鞭炮和人工驱赶等办法，但都无济于事。马献民曾经拿着鞭炮把黄羊从东边地头吓走，但没过十分钟，它们又从西边地头钻了进来，这让马献民防不胜防，疲于奔命。

　　目睹：黄羊肆意啃食冬麦

　　记者在通往红旗农场分场的途中看到，仍有三五成群的黄羊来到庄稼地里，在雪中用蹄子刨找雪下面的冬麦。

　　当记者停车举起相机拍照时，值班放哨的黄羊提高了警惕，看到没有对自己构成威胁，其余的继续低头寻找食物。据当地农民说，如果距离适当，黄羊对人的到来是没有丝毫惧怕感的。

　　通过红旗农场宣传科段恒达科长拍摄的电视专题片，记者目睹了黄羊损害庄稼的骇人场景：一只站得笔直的黄羊正在放哨，其余十多只黄羊旁若无人地进入田地，在庄稼地里乱踩乱踏，疯狂地啃食庄稼。

　　凡是它们经过的地方，剩下的就是空空一片，拳头大小的打瓜无一幸免，刚结籽的油葵全部被啃食完毕。

　　如果农民骑着摩托车追赶，黄羊就在农民追赶下兜个大圈子再绕回来，肆无忌惮地继续啃食庄稼。或许它们心里已经明白，没有人敢伤害它们。

　　环保，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说起黄羊，再想想农民遭受的损失，红旗农场政委香义来除了苦笑以外，就是无奈地摇头。

　　据香政委介绍，红旗农场地处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辖区内连绵起伏的沙漠横穿东西65公里，北面与卡拉麦里野生动物保护区相连。

　　上世纪70年代初，由于人口增加和过度开垦放牧，自然生态受到破坏，加之人们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较差，使得大量野生动物几乎灭绝。

　　在近20年时间，人们的生态环境意识普遍增强，农场也加大了对沙漠野生动植物的宣传保护力度。农民由被动转为主动保护野生动物，并在辖区内封育造林一万多公顷，沙漠内的野生灌木林得到了较快的恢复，为野生动物的生存和繁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随后的几年内，黄羊等食草动物的繁殖速度加快，使其数量和种群逐年增加。

　　每年到了酷暑盛夏的时候，沙漠内的牧草干枯，而此时庄稼正是收获的季节。三五成群的黄羊就开始出没于沙漠沿线的庄稼地，少则几十只，多则上百只，啃食农民田地里的小麦、红花、打瓜、棉花和油葵等经济作物。

　　从1997年开始，被黄羊啃食的庄稼面积进一步扩大，沙漠沿线17个生产队的七万多亩地受到黄羊不同程度侵害，部分农作物绝收。这加重了农户的经济负担，造成许多农民生活困窘不堪。

　　羊进人退，7万亩良田被迫撂荒

　　红旗农场一分场副场长汪建忠说，目前一分场靠近沙漠边的土地约有2万亩，这也是受灾最为严重的地方，每年直接遭受黄羊损害的耕地有3200亩，其中造成绝收的就有一千多亩，这就意味着农民又白辛苦了一年。

　　而从1997年开始，黄羊对沙漠沿线的农作物危害程度加重，承包户经济损失惨重，到现在已经累计七万多亩，经济损失已经达到3000万元，许多良田被迫弃耕。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户，看到庄稼遭受损害，一切辛勤劳动成为泡影，他们欲哭无泪。

　　农民向主管干部发问：“黄羊属于国家保护动物，但我们的利益受到损失的时候，由谁来保护我们？”但是领导干部却无法予以解释，这种现象也恶化了部分干群间的关系。

　　迷惘，人退哪里是尽头

　　红旗农场林管站党支部书记马义文说，随着黄羊种群增多，它们前赴后继啃食庄稼。为了躲避野生动物，农民不得不放弃原有的土地，继续重新寻找新的耕地，但是黄羊仍会跟随庄稼的移动而移动，继续祸害庄稼。

　　马书记说，过去为了治理沙漠，出现了“人进沙退”的好局面，现在为了躲避黄羊，人与动物之间却形成了“人退羊进”的被动局面。

　　红旗农场领导和农民为躲让黄羊，只得采取“惹不起，躲的起”、“三十六计———走为上”的无奈举措，放弃原来土质较好的田地，重新调整和规划新的耕地。就这样，土地在一步步地后退，黄羊在一步步地逼进。

　　生活困窘的农民说：“黄羊是有腿的动物，可以随着农田四处迁徙，即使耕地搬到了50公里以外的地方，它还是能够找到并继续啃食，可是土地资源却是有限的，无止境地退下去不是个办法呀！”

　　红旗农场政委香义来深吸口气，叹息着说：“我们作为领导干部也经常自责和自问，如今农民经济损失越来越严重，赖以生存的耕地面积越来越小，今后农民的退路在哪里？”

　　谁为黄羊“埋单”？

　　黄羊在给农六师红旗农场带来损失的同时，农六师的干部职工也在极力想法解决，但由于许多原因，他们5年前的赔偿请求至今也未得到解决。新一年的耕种又将开始，黄羊还会重复它们过去的“生活轨迹”吗？

　　马献民拿着文件说，相关部门都有过批示，但赔偿问题还是没解决。

　　面对着国家的保护动物———黄羊，红旗农场的农民左右为难，既赶不走，又打不得，无奈之下，他们只有通过政府来寻求部分赔偿。

　　马献民等7人的庄稼遭受黄羊的侵袭最为严重，依据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法规，因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和其他损失，由当地政府给予补偿。于是，7户农民于1999年正式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局和吉木萨尔县县政府等部门提交了请求补偿损失的报告。

　　然而，由于红旗农场的特殊性———行政上归属于兵团系统，因建设在吉木萨尔县的辖区属地上，农业税等费用却是上缴给吉木萨尔县政府，请求赔偿的道路因此变得曲折复杂起来。

　　报告递交新疆自治区林业局以后，新疆自治区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办公室致函吉木萨尔县林业局，要求该局调查处理。但吉木萨尔县林业局认为，兵团应该依照野生动物保护相关法规，负责兵团管理范围内的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应该由该团场自行调查处理。

　　红旗农场负责人说，农场是集体所有制性质，明知道农工的庄稼被黄羊啃食践踏，但却爱莫能助，因为团场没有这方面的资金。农场还分别向农六师林业局和吉木萨尔县财政局、农税局提出请求，提出应该对受害的农民给予经济补偿，并免缴农业税六十多万元，但是请求如石沉大海。兵团森林公安局负责人认为，重新修订的新疆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办法中明确规定，兵团对境内的野生保护动物只有保护的义务，没有管理的权限，加上兵团没有财政拨款，野生动物保护在兵团各团场一直没有开展，此问题也多次向国家和自治区反映，但是没有得到解决。

　　5年过去了，马献民等7人提出的补偿问题，由地方转到兵团，又从兵团转到地方，农民们不得不踏上漫漫的上访之路，但是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

　　黄羊是否需要控制了

　　黄羊增多所带来的问题，也引起了动物学家、环保人士的思考。

　　在部分动物学家和环保人士为黄羊增多感到高兴时，另一部分专家强调，对野生动物不能盲目地保护，食草动物在通过优胜劣汰的竞争后，剩余的群体才能适应环境，求得生存。

　　长期致力于环保事业的新疆建工中学高级教师辛国秦认为：“保护区内的野生动物数量增多，无疑说明人类保护得力。但如果出现‘羊多为患’的现象，给人类构成危害以后，那么就不应该一味保护了。”

　　辛国泰说，“羊吃人”事件在沙漠边缘的几个县都存在。他说，任何动物种群数量超过一个“度”，就不会真正达到与人类的自然和谐生存。

　　新疆野生动物研究室主任谷景和研究员长期在关注黄羊等有蹄类野生动物。他认为，目前的黄羊数量大概已达到了3万只，现在保护区内的黄羊天敌又非常少，保护区内的黄羊数量可能已饱和；而动物的种群密度较大，不仅对物种本身发展不利，还会造成内部发生疾病等情况。

　　目前，当务之急，是要对所有保护区的重点保护动物进行一次全面调查，准确掌握它们的种群情况和分布状况，测定黄羊生活范围内的平均密度，并作出科学评估。

　　能否对黄羊进行合理捕杀，都要依据科学评估结果决定，这样才能让人和动物真正和睦相处。

　　远虑之思，生态移民为黄羊让路

　　长期研究野生动物的新疆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李维东副研究员认为，解决此问题，生态移民无疑是一个好办法。

　　他说，阿尔金山地区也曾发生过牧民与藏羚羊争夺草场的事件，经过主管部门耐心做工作，当地牧民认识到是自己侵占了动物的栖息地，听从了政府的安排，从藏羚羊栖息地迁出。

　　对于红旗农场存在的现象，国家应对外迁的移民给予更多的支持，使移民能够在新的家园安居乐业。同时，国家应该出台相应的扶持措施，帮助保护区周边的群众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重建保护区与社区之间原有的生态屏障。

　　当务之急，先解“近忧”建围栏，亟求生态平衡

　　为了减少农民与黄羊之间的冲突，红旗农场政委香义来说，他们正计划在沙漠沿线设置140公里围栏，将黄羊控制在围栏以外的地方，让其在垦区外栖息繁衍。

　　考虑到黄羊的生存环境，还必须在沙漠沿线打井，提供必要的水源，以此来解决黄羊的饮水问题。经过测量，他们认为大约需要在每14公里打一眼井。

　　红旗农场领导认为，要避免水源流失，还需要修建看护道路140公里，每个水井旁需要建立1个大型蓄水池，将水存储到里面。同时，每隔一段时间，还要派林业管护人员抽水。这样，野生动物也不再为寻找水源而发愁。

　　红旗农场领导认为，如果这些设施能够建成，原来撂荒的7万亩土地就可以恢复正常生产，每年可减少经济损失500万元。这样一来，还可以成功地解决多年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使得人与野生动物的矛盾得到化解。

　　但是，此项目投入巨大，除红旗农场自筹193万元外，还需国家投资1292万元。

　　红旗农场负责人表示，如果这项计划能实现，将可缓解或在相当时期内解除农民与黄羊之间的“敌对关系”，人与黄羊才能在自然界中和谐相处。　

　　小资料

　　【黄羊】别名蒙古原羚、蒙古瞪羚。黄羊体形纤瘦，中等大，四肢细长，蹄狭窄，尾短。黄羊广泛分布在草原和荒漠草原、特别喜欢栖息在丘陵羽茅草原。黄羊多白天结群活动，晨昏活动最频繁，夜间很少活动。黄羊有迁移现象，冬季结群南移迁到雪被较少、食物比较丰富的地区，春季则逐渐北移。黄羊善于奔跑。黄羊食物是草原上的各种草木植物，其中以禾本科植物为主要食物。

　　黄羊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同时也是我国的野生动物中的濒危物种。编后

　　“羊吃人”曾经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积累初期发生过的一幕，没想到时光流逝，时隔几个世纪，另一种性质的“羊吃人”悲剧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红旗农场一分场上演。当然，两者产生的根源完全不同。

　　随着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及我国相关法律的健全，野生动物保护越来越被人们重视，而由此引发的负面事件也时有发生，如前不久发生的东北虎伤人事件、野生亚洲象践踏庄稼并伤农事件……

　　面对这些事件，其实人们更应清楚野生动物保护原则不是一种无条件的“泛保护主义”，保护野生动物也并不是“为了保护而保护”，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生物多样性及大自然生态平衡，保护野生动物不是人们的“良心发现”，也不是人类对野生动物的恩赐，而是我们认识并尊重客观规律和科学道理的举动。当这种“保护”过了头，那同样是一种“失衡”。

　　处理这样的事情，在澳洲就有较好的先例。当备受当地人爱护的树袋熊过量繁殖危及到人们正常生活时，当地政府采取了诸如做绝育手术、迁徙树袋熊聚集地等“软措施”使这问题得以解决。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4条规定：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受到损失的，可以向当地人民政府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补偿要求。事实上这一规定在落实中却存在诸多困难，就此已有专家和学者提出了许多建议，呼吁尽快制定出对受侵害者的赔偿办法及具体标准。

　　就本文而言，不管是法律问题还是属地问题，我们都急切盼望有关部门能尽快给红旗农场饱受黄羊之害的农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莫再让“羊吃人”的悲剧继续上演。

　　（徐强 王晓雁）

　　2004年1月16日上午，辽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大四平镇样尔村村民曹玉峰等4人在离村子不远的桃沟子山上捡柴时，遇到一只毛色金黄的老虎。曹玉峰被老虎咬伤。

　　抚顺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处马平处长明确表示，没有任何赔偿，因为，目前法律没有关于野生动物伤人后的赔偿规定。这在法律上是一项空白。由于《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4条的规定，“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者其他损失的，由当地政府给予补偿。补偿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制定”。而曹玉峰并不是在“保护野生动物”过程中受到伤害的。因此，当地政府不给予任何赔偿。

　　2003年春天，北京延庆县永宁镇桑水峪村村民王建生播种下60多亩玉米，没过几天，就发现一垄垄玉米种子被吃得颗粒不剩。后来王建生跑到乡政府“状告”野猪。随后，他领到了4280元赔偿款，这都得益于政府为保护野生动物而出台的补偿政策。

　　另外，根据延庆县政府曾于2002年在全国率先出台的《关于野生动物造成损害的补偿办法》，延庆县政府按照野猪实际造成损失的70%，对六个乡镇、252户受灾农民给予了补偿，发放补偿金达5万余元。

　　据《法制日报》2003年10月10日报道，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出通知，决定扩大云南南滚河、云南哀牢山、海南霸王岭、福建龙栖山、宁夏贺兰山5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通知还对这5处自然保护区做了限制性规定，同时对村寨搬迁等也提出了明确要求。

　　通知同时指出，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者其他损失的，应当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有关规定，给予农民足额补偿。

　　据统计，2002年，云南勐海县野生动物肇事涉及61个村委会、271个自然村、5206个农户，其中，死亡1人、重伤4人。为了尽量挽回经济损失，更好地保护野生动物，勐海县林业局一方面对野生动物伤害人和损坏庄稼的情况进行调查统计；另一方面，教育和引导群众，并积极向上级部门争取补偿资金。

　　据介绍，从2003年6月25日开始，勐海县野生动物保护站带着补偿金，先后深入勐住、勐宋、巴达、布朗山、西定等重灾区，共向5206个受灾农户兑现了补偿金。

　　据统计，从1991年到2002年，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受野生动物危害的农户有几千户，造成的粮食损失达数千吨，经济作物100多万株，60人受到伤害，15人惨死。

　　野生动物伤农事件不仅发生在西双版纳。据了解，到昭通大山包越冬的黑颈鹤由1992年的不足200只增加到2002年的上千只，它们啄食草籽、燕麦芽，10年来被毁坏的草场达3000多亩，农作物6000多亩，给农民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100万元。近年来，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黑熊、猴子、麂子破坏庄稼的事越来越多，2002年还有一位农妇被黑熊咬伤……

　　云南省于1998年出台了《云南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其中明确规定：政府补偿费用列入各级财政预算，由各级财政按照财政管理体制分级负担，省财政和地、州、市、县财政各负担一半。自1998年以来，财政并不富裕的云南省政府已累计拨出补偿专款近两千万元。

　　（徐强 王晓雁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