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周士君来源： 深圳晶报

　　为完成办案指标，以便获取全额工资和办案奖金，荆州市民警戴明竟然与他人合谋，导演了一起“抢劫案”。2003年12月31日，荆州市民警戴明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详见本报2月8日08版）

　　如此“指标”执法，暴露出时下一些执法机构对自身职责的“虚拟化设置”弊端，而且是滋生执法犯法现象的一种“原罪”。

　　说其“办案指标”存在“虚拟化”弊端，首先是因为“办案指标”在定量或量化分配上缺乏科学而合理的根据。“办案指标”要么按照部门为单位进行均衡摊派，对整个“办案计划”进行数量上的分解；要么干脆按照人头，核定每个人执法的数量指标，而管理层制定这些指标的事实参照或“科学”根据，也无非是以上年度发生的案件数量为“基数”，然后再乘以人为的增长幅度或比例获得。然而，事实上现实案件的暴露比例或增长幅度，并不会依照人为的比例出现，故而那些“办案指标”所核定的办案任务就很难跟常理和法理相吻合。

　　“办案指标”充满浓厚的人治色彩和执法者对法律的游戏心态。这是因为“办案指标”的规定依据，既非来自于科学的权衡和度量，更非缘自任何法律权威的授权，而是缘自一种被政绩或功利所左右的长官意志。

　　“办案指标”对于执法管理者而言，也是确保其自身政绩突出的一种制度设计。在这样的运作模式里，执法的清廉就越发地难以期待，而指望通过此种执法实现社会正义的期望也自然落空。“办案指标”本身提供并酝酿了执法者可以任意裁减、曲解甚至解构法律的机会和动机，从而使执法者不再关注正义而是切身利益，甚至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执法者伪造条件来达到投机之目的，就像上述新闻事件中的那样。摘编自《深圳晶报》2月9日文/周士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