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岁的农民工余学良很熟练地拿起一块砖，打上泥，砌在墙上。按照平常的速度，从早晨8点干到晚上9点半，余学良能砌2000块砖，挣70元钱。

　　一个星期前，他们跟着三个包工头来到这里———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政院居委会龚徐湾，为村民徐恺修建五层高、建筑面积1100平方米的新楼房。房子已修到第四层。

　　这时是2004年2月6日晚7点40分左右，余学良的妻子刘丽英正在下面和泥灰。突然，工地上的照明灯熄了，紧接着，余学良听到“轰”的一声响，脚下的竹搁板晃了几下，人向下栽去。

　　房子塌了。

　　2月7日下午，记者在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骨科住院部16床见到余学良时，他说，房主与包工头订的协议是8天修好房子，如果不出事，再做一天就可以完工了。不过，他感到奇怪的是，一般情况下，盖房必须先打钢筋大梁再砌砖，而这座房子根本就没有做大梁。

　　这时的余学良还不知道，妻子因为伤势严重，已在送往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途中死亡。

　　在这次楼房坍塌事件中，共有3位农民工死亡，15人受伤。农民工吴细明在塌楼事件中只受了一点轻伤。他认为楼房坍塌的主要原因是地基不牢：正常情况下应该打3米深的地基，这座在建房却只打了半米，而且没浇混凝土，没垫石头，只是用砖铺了一下。另外，建材质量较差也是原因之一。

　　受伤的农民工说，这个房子即使不倒塌，完工后也不能住人，因为太危险。然而，农民工也许并不知道，这房子修建的目的本来就不是为了住人，而是为了套取拆迁补偿款。

　　违法私宅抢建热潮

　　政院居委会因毗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中南政法学院)而得名。1984年前，这里是武昌县的一个农村，由于耕地被政法学院征用，这里的村民变身为“居民”。

　　2000年，这里被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托管”，成为武汉市近郊的城乡结合部。政院居委会龚徐湾现有住户271户，居民1100多人。失地的居民们有的在学校里做打扫清洁之类的勤杂工，有的自己(或是出租房屋给他人)开小商店、浴室、诊所或网吧，专门做学生的生意，还有的干脆将房子直接出租给大学生们居住。

　　从去年夏天起，一则传言在龚徐湾的居民间流传，传言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即将征用龚徐湾的土地，学校征地的钱都已经付给了开发区管委会。与此同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门附近的100多户东山村居民已经搬迁，每家都拿到了数额诱人的拆迁赔偿款。

　　从这时起，一股建房热潮开始在龚徐湾涌动，居民们纷纷在自家房前屋后搭建新房，实在无地可建的，就在已有一层或两层楼房上“加层”。

　　龚徐湾抢建房的面积是惊人的。居民徐光宝家里有4口人，原有两层小楼房228平方米，去年11月份，他将自家院子利用起来，又做了1800平方米的新房。村子里的人说，徐光宝还不是“建房”面积最大的，据说村子里新建房面积最多的达到了3000平方米。

　　抢建风于去年底达到高潮，几乎家家都大兴了土木，有些居民为了建房，不惜举债，甚至借高利贷。初步的统计结果显示，龚徐湾这次的抢建房总面积为5.4万平方米。

　　抢建房一般为4层，大多数抢建房的最高一层没有使用预制板，而是以一层四、五指厚的木板替代，许多抢建房没有装窗户、没有整地，根本不能住人。当地政府后来作了一首“打油诗”形容这些抢建房：“地下无桩，墙内无钢，砖内无浆，房屋无窗”。

　　不只是龚徐湾有抢建房。记者在龚徐湾周围的东山村、茅店村等村子里走访时发现，那些村子里也大量存在着抢建房，房子的大小、式样、规模等与龚徐湾差不多。

　　东湖开发区一位负责人说，开发区托管的“九村(包括东山村，茅店村)两委(包括政院居委会)”普遍存在着违法抢建现象。开发区管委会2月7日的一份情况说明中承认，总人口2万余人的“九村两委”已被察觉的违建房建筑面积为28万平方米。

　　在武汉市，不只是东湖开发区有抢建房。事实上，抢建私房已在武汉市下辖的七个区及两个开发区“蔚然成风”，虽然具体数字目前尚不得而知，但是据武汉市建委的不完全统计，这一数字当在数百万平米之巨。

　　村民的“豪赌”

　　“种田种地、不如种房”，这是武汉市当地媒体报道抢建私房热时使用的标题。应该说，正是这种心理驱动了私房抢建热，而随着热潮涌动，这种心理又四处蔓延，成为一种村民集体意识，最终导致了抢建房“四面开花”的局面。

　　武汉市江岸区原建委主任刘光本分析说，抢建私房并不是新生事物，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在武汉市出现了。当时，一些“头脑比较活络”、“胆子比较大”的村民，瞅准政府项目开工、土地开发的机会，在机器开进之前“圈地”建房，并最终如愿以偿地拿到了赔偿款。其所用手法与今天如出一辙。

　　华中科技大学一位姓喻的女老师讲了一个发生在她身边的故事。三年前，她所在的学校由于高校合并、调整布局，要将周围的一个村子“清理”掉，村里的村民们听到风声后，争先恐后地抢建私房，最后的结果是，每户房主都获得了100万元以上的赔偿款。有一个村民在学校守门，据说是开着私家车上下班，而买车的钱正是来自抢建房子得来的。

　　谁助长了抢建热？

　　“种”房子毕竟不是种粮食，房子是庞然大物，而且修好的房子是很惹眼的，何况一大片一大片的房子。这些大规模的抢建私房何以能“破土而出”、没有及时消灭在“萌芽状态”？

　　武汉市市长李宪生说，出现违法抢建风，既有经济利益的驱动，违法者铤而走险，也有管理职责不明晰，执法不严，部分基层组织软弱涣散等因素。应该说，这句话点到了问题的要害。

　　2月9日下午，在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的一间会议室里，记者追问管委会副主任俞毓林，政府主管部们为何没有提前介入和制止龚徐湾村民抢建私房，俞毓林回答说，去年12月1日开发区有关部门曾经去制止过一次。而据记者了解，那时，龚徐湾的抢建私房已成气候。

　　显然，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有关部门对“九村两委”大规模抢建房的监管是乏力的。推而广之，在武汉市大规模抢建私房热的背后，是武汉市相关管理部门监管职能的严重缺位。

　　东山村与龚徐湾只隔着一条铁路，去年，东山村部分村落的土地被征用，很多没有建房许可证的违法房、抢建房同样拿到了赔偿款，只不过，与合法房不同的是，抢建房的赔偿款在合法房赔偿款的基础上打了八折。

　　对于这个问题，俞毓林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只是称“这样做是不合法的”。

　　东山村的赔偿形势极大地刺激了毗邻的龚徐湾的村民们。龚徐湾的村民们打起了小算盘：龚徐湾的地段比东山村好，拆迁费至少要高一个档次，村里的传言是每平方米560元(一说400元)，如果抢建房像东山村一样打八折赔偿，即使按照每平米400元的标准，每平米也能拿到360元。

　　据此间的专家估算，龚徐湾抢建房的成本每平方米只有150元(村民自己称有200多元)，如此一来，每平米抢建房可获利100元以上，如果能抢建1000平方米的私房，就能净挣赔偿款10余万元。武汉市的一位人大委员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的农民容易跟风和攀比，当他身边有人抢建私房，而且因此获得了数额巨大的赔偿后，他就会不惜一切代价紧随其后，即使是债台高筑也会在所不惜。

　　抢建私房何以在武汉市遍地开花？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抢建私房的不正当拆迁补偿能够得以实现。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武汉市抢建私房热潮的催化剂。

　　迟到的法规

　　2月10日，记者从武汉市法制办拿到一份《武汉市征用集体所有土地补偿安置办法》，这一办法于2003年11月24日由武汉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今年2月1日开始实施。《办法》第六条明确写着：自征地公告公布之日起，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不得在征地范围内抢种、抢建。抢种、抢建的，不予赔偿。应该说，这部法规的出台，有力地扼住了抢建私房者的咽喉，然而，相对于已成气候的武汉市私房抢建热潮而言，这似乎是一部迟到了的法规。（记者高英雄）（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