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2月4日报道保姆周岱兰为主人家擦窗户不慎坠楼摔伤，无钱医治而法律又难施援手一事，中央及沪上各大媒体也纷纷予以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

　　目前，在上海就业的外来人口约为400万，而参加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的职工约140万人，占外来从业人员总人口的35％。“周岱兰现象”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于民工社保制度的关注和讨论。

　　本报记者沈轶 施平

　　“周岱兰现象”正成为社会各阶层关注的焦点，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常务副主任顾骏教授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以城市化带动农村发展，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正成为中国解决三农问题重要策略之一，上海作为农村人口流入地，遭遇周岱兰现象具有一定必然性。为了避免这类问题的再次发生，建立覆盖城市所有民工的劳动法律保护和社保机制，将流动人口纳入城市整体人口管理是基本方向。

　　“周岱兰现象”必定发生

　　顾骏教授首先指出，周岱兰现象的产生不能责怪事件涉及的三方中任何一方。周岱兰的受伤，是任何一位劳动者都可能遇上的，雇佣周岱兰的市民徐先生是位有同情心的人，光医药费就付了2万元，实际上也已经到了自己的支付极限。当然，如果他能早些为周岱兰购买保险就更好，但是给保姆买保险至今还不是制度性的做法，靠个人的保险意识不可能解决所有外来保姆的风险。上海已经有了300多万外来民工，有了数十万家政服务人员，就单个人员来看，受伤属于小概率事件，但人数一多，小概率叠加就成了必然性，落到哪个外来务工者或市民头上就成了100%，谁都无力承受，现在是无辜的医院承担了周岱兰的3万多元医疗费欠费，换句话说，就是城市的医疗部门承担了不该承担的损失。

　　市民生活需要民工社保机制

　　由于保姆通常具有流动性，让雇主为其购买保险等保障，实际上存在着困难。比较合理的做法是通过城市整体的制度安排来应对这一问题。可以考虑建立一种能覆盖城市所有民工的社保机制，通过统一缴纳保险费用，统筹使用，来防止“周岱兰现象”对个人生活的过大冲击。同时对城市管理部门来说，也可以避免不得已成为事件后果的最终承担者。

　　顾骏教授补充说，“一切税费、保险费等最终都是消费者支付的，这是全世界的税务常识，不用担心上海市民会不肯支付这笔钱。用小钱避免小概率事件造成的大后果，花钱买个太平，是现代保险的基本思路，上海已有相当多的人为自己买了保险。既要使用保姆的劳动，又不希望承担徐先生那样的负担，支付一定的保险费用是根本的办法。如果将保险完全作为个人选择，肯定难以覆盖所有从业人员，建立社会保障机制才是有效解决问题的办法。”

　　解决问题需制度创新

　　顾教授认为，农民进城对城市管理和城市人口管理必然带来挑战，面对新现象，原有的社保体制和劳动保护都会出现空当和疏漏。上海的基础管理条件较好，外来从业人员综合保险的开办也有一年多了，可以在完善社保机制，覆盖全体民工，包括家政服务人员，将流动人口纳入城市常态管理方面，率先进行探索，为全国提供可行方案和经验。

　　故事回放

　　勤劳善良的打工母亲

　　42岁的周岱兰是安徽省巢湖市庐江县的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1994年，丈夫不幸患胃癌去世，周岱兰便含辛茹苦的拉扯起两个年幼儿子。靠自己的辛勤的劳动，周岱兰还清了为给丈夫看病欠下的三万多元债务。1998年，她因劳累过度患胆结石，病愈后便不能从事繁重的农活，从此，周岱兰开始了城市打工生涯。

　　1999年，周岱兰来到马鞍山市建筑工地当吊车操作员。2002年初，周岱兰来到上海做保姆，先后辗转了好几个东家。期间找不到人家无“家”可归时，她就花几块钱在保姆介绍所里睡一夜。甚至有一段时间，她还到医院做过照顾病人的短工。2002年6月，她来到现在的徐先生家工作至今。周岱兰的诚实和勤劳很称东家的心，双方很快建立了融洽的关系。

　　孩子一天天地长大，周岱兰挣的钱逐渐花在儿子的教育费用上。大儿子赵晶晶在2002年7月考上淮南师范学院，高额的学费使他一筹莫展。赵晶晶说：“2002年的9月，大学就要开学了，学费6000多元，妈妈从上海赶回来，交给我4000多元，她把几年来打工全部的积蓄交给我。”

　　“妈妈在上海打工一年半，没有给自己买过一件衣服、一双鞋，她基本上把每个月的工资全都省了下来，积攒起来供我上学。我从她身上学到的最深的东西，就是‘借人一尺，还人一丈’。等到我自立了，我要尽力帮助危难的人，让他们也感受到社会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