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青年报》2月6日报道，由于教育支出成为农民的主要生活负担之一，导致“教育支出是甘肃农民返贫的第二大因素”。对此，有论者提出政府不能对农民的这种状况无动于衷，也有人提出解决的根本在于实行完全的免费义务教育。这些论述当然没错，但在笔者看来，问题还不仅仅如此。

　　我注意到，在《中国青年报》的《教育成了西部农民心头最大的痛》新闻中，甘肃省副省长坦言，教育支出是甘肃农民返贫的第二大因素。而这是在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民平均减负三成的前提下得出的结论。对此有人认为，教育支出是“罪魁祸首”。

　　我想，对于收入不高的农民而言，教育支出无疑是家庭中的一大笔开支，但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今天已经认识到，教育不仅是一种消费，更是一种投资活动，是能形成一种能提高人的未来收益的资本。简言之，教育可以提高个人的收入水平，个体因受教育不同会产生收入差异，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高，得到的收益就多。

　　仔细思考“教育支出是甘肃农民返贫的第二大因素”这个现象，笔者认为农民投资教育收益率低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免费义务教育只是原因之一罢了。

　　在城乡二元化结构下，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人才、政策等要首先满足城市的需要，乡村则处于发展的边缘。城市资源不可能流入农村，农村无法从城市发展中受益。

　　2002年9月《南风窗》杂志就曾发表过湖北京山县农民子女念书赔本的乡村调查，再现了农村教育所面临的窘境。这种经济与教育的反比现象，影响了农民对义务教育的信任，导致“读书无用论”重现。这种“念书赔本”现象和“教育支出是甘肃农民返贫的第二大因素”现象，笔者以为，症结都在于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民投资基础教育收益率低所造成的。

　　无可否认，我国实施的城乡对立的二元模式，以户籍制度、用工制度把人死死地束缚于所在之地，对农民更是如此。实行的学校教育是着眼于城市和工业化社会、立足于精英选拔的教育，高考制度配合户籍制度、人事制度，培养了城市所需的大量人才，但却对农村教育造成了冲击和负面影响。由于升学考试制度的存在，一小部分人得以离开农村，而大多数人却不得不生活在农村，可怕的是学校并没有给他们传授能够在农村环境中生存发展的知识和技能，农村的学校教育对提高当地农业劳动生产率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大量有才能的农村青年离开农村，而农村发展日益艰难。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农村教育陷入窘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而现行教育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又加剧了城乡二元对立。“教育支出是甘肃农民返贫的第二大因素”现象的出现也与城乡二元结构有着根本性的关系。

　　我们必须认识到，农村教育问题解决的根本出路不在于农村教育本身，而是社会结构的变革！只有在决策者认清从根本上改变城乡对立的社会结构对农村教育重要性的基础上，才能改变“教育支出是甘肃农民返贫的第二大因素”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