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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科教兴市的孵化器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2月11日09:24 解放日报

  访谈嘉宾:姜亚新:上海市静安区区长诸大建:同济大学教授、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咨询专家段祺华:段和段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上海市政协常委科教兴市,重在落实。而落实的关键在于为其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让创新思潮真正涌流,人才真正有所作为。进入新世纪,上海要走通科教兴市的“华山天险一条路”,就要能引入创新人才。从“引资”到“引人”,标志着上海的城市经济已经进入了更高的发展阶段,同时也对城市相关配套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破除制约创新的体制性障碍,建立城市创新体系,营造科教兴市
的良好环境,是当前亟待解决的课题。

  环境是根本性问题

  一个城市的体制机制、环境氛围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创新的实际状况和效果。所以,营造一个好的环境,破除体制中的障碍,比什么都来的重要。

  “环境是根本,不解决这个问题,其它一切也就无从谈起”,当了6年静安区区长的姜亚新对此深有体会。静安区以上海千分之一的土地,聚集了全市近二十分之一的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聚集度之高令人惊叹。除了区位优势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区政府为企业营造了良好的服务环境。大公司、名企业来到静安,对政府的评价是“感受不到政府的存在”,没有条条框框的束缚;成长中的小企业来到静安,对政府的感觉是可以依靠的“娘家”,因为政府提供了风险投资、投融资担保和信息服务等全方位的支持。但是,姜亚新也不无忧心地指出,当前条条、条块、块块分割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阻碍了资源最大限度的组合。要破除体制性障碍,关键靠改革。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以多种方式进行联合、渗透,让人才和物质资源充分涌流,才能使科教兴市发挥最大能量。姜亚新强调说:“政府管不了、管不好的事,就应该由市场来做,政府只能起引导作用,这是一个‘双赢’举措”。

  现为上海市政协常委的段祺华律师,是改革开放后留学生中归国创业的先行者,他对环境有着自己切身的感受。10年前,社会对律师的定性还是“国家法律工作者”。按照规定,律师事务所也只能“国办”或集体合作。为了创办国内第一家私人合伙律师事务所,段祺华奔波了半年之久。“我是‘冲’进去的。换了别人,如果遇到审批的阻力、政策的红灯、社会的偏见,可能早就打退堂鼓了”。段祺华认为,现在提出科教兴市,就是要实现上海新一轮突破式的大发展。但是每一次开放和发展,都是对旧有体制的突破。科教兴市能取得多大的成效,就要看上海能在改革过去旧有条条框框上取得多大的突破。

  新起点新要求

  作为上海未来发展的主战略和生命线,科教兴市的意义不言而喻。站在新起点,实现新跨越,科教兴市对相关配套环境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诸大建认为,科教兴市,不仅兴“经济之市”,更是兴“头脑之市”。从“躯干城市”到“头脑城市”,这是对上海城市角色的重新定位。因此,对环境的要求归结到一点就是,能够培育出创新的思想。从硬环境来看,近10年来上海经济高速增长,高楼大厦林立,道路四通八达,一般人认为硬件上海已经很好了。实则不然,现在对科教兴市的硬件认识需要拓展:一方面,需要越来越多的科研机构、大学和高科技企业集聚到上海,科研的平台还搭得不够;另一方面,信息、通讯和媒体的力量也有待加强,这是创新思想传播的重要通道。对科教兴市来说,这都是最基本的硬件要求。从软环境来看,主要是指创新意识、创新文化、创新理念和创新精神,以及创新的体制。在某种意义上,软环境是更加本原性的东西,创新的硬环境来自创新的软环境。而就软环境而言,城市的创新文化,则是决定性的因素。没有创新的人文氛围,破除体制上的障碍只能是一句空话。

  对此,姜亚新也指出,科技的发展必然以一定的人文环境为基础。可以说,创新的科技离不开创新的人文土壤。但一直以来,我们对人文环境的重要性没有充分的认识,往往把科技与文化割裂开来。今后政府工作一定要走出这个误区,重视人文环境对科技创新的推动作用。一方面,要大力弘扬创新文化、创新精神。同时,创新文化的渗透也要与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从基础教育抓起,贯穿终身教育体系,这将是一个长期的工程。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城市的创新体系。

  与此同时,政府作为科教兴市的主推力,其工作手段同样应该反映科教兴市的精神。现在静安区正在推行“政府工作流程再造”,就是想通过信息化手段,提高政府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以信息化带动规范化和公开化。姜亚新强调,政策上的优惠毕竟有限,但是高效的服务型政府一定是低成本运作、高效率回报的,这也是着眼长远的发展思路。

  一个更加宽容的城市

  科教兴市,关键在于人才。因此营造科教兴市的环境氛围,其实也就是营造一个以人为本的发展环境。“上海的气魄要更大一些,步子要迈得再大一些”,三位受访嘉宾不约而同强调了这一点。

  结合政府工作实际,姜亚新认为,所谓的创业环境,就是一个能干事的环境。只要有自己可以一展身手的事业,人才自然会涌进来。设置准入的门槛其实根本不需要,在竞争的流动中,人才会找到最恰当的位置,而我们也会留下自己最需要的人才。“一个人如果觉得在静安区不能发挥作用,我们绝不反对他走,并以礼相送。人才流动并不可怕,只要把环境营造好,不愁没有人来。同时,政府也要有宽容的态度。不可能指望今天引入人才,明天就出成果,这是不现实的,政府要有耐心”。

  作为一名“海归”,段祺华表示,上海应该有国际化大都市气魄。海纳百川是上海的城市精神,但在“纳”的过程中,每一股都是清泉是不可能的,不可避免地也会有浑水污水流进来。但不能因此就把闸门关紧了,须知,水至清则无鱼。这与当年改革开放之初著名的“开窗”辩论是一个道理。所以,上海开放的脚步要迈得再大一些,稳中要求突破。

  作为一名长期关注城市发展环境的专家,诸大建教授有着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上海是一个有“白领”缺“首领”的城市。这一点,从上海民营经济的发展中不难看出,外埠的企业家占了多数。上海是一个讲规范、讲规矩的地方,但同时也要增加对“标新立异”的包容度。要培育一个富有创业、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城市,就不能“用自己的尺度去量别人”,政府管制太多不行。哪天不需要政府再组团赴外招贤,而人们将上海作为创业的首选地之一,这个时候才可以说我们营造的科教兴市的环境是成功的。本报记者支玲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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