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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全国人大代表广告征集议案之后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2月12日10:45 南方周末

  浙江义乌全国人大代表自费广告征集意见议案

  本报驻沪记者 刘建平 实习生 方志燕

  “两个第一”

  2月5日清晨,浙江省义乌市建设局九楼的狭长通道里,907室的电话铃声早早地就传了过来。工作人员已经习惯了被电话吵醒,急促的一阵小跑后,门被推了开来。

  907室的门上有一张红纸,上面写着“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同志联系点”,刚贴上去不久,墨色很新。

  因为这个“联系点”,周晓光成了年后义乌市最出名的新闻人物。春节来临之际,企业家在电视台做拜年广告是当地的习惯,而1月18日,身为浙江新光饰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周晓光,在义乌电视台做广告时强调的是她人大代表的身份——她公开向选民征集议案。广告在当地的电视台播了20天,在综合频道每天播出两次,图文信息频道则是滚动播出。

  2003年当上全国人大代表的周晓光,那时并没意识到自己又创下了一个“第一”——第一个做广告征集议案。此前的2003年10月,她设立了第一个全国人大代表联系点。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周晓光说“做梦也没有想到”。联系点的电话每天响个不停,许多寄给周晓光的信件甚至没有具体地址,只要写上“义乌市人大代表周晓光”,就能飞进她的办公室。

  这一天上午,42岁的周晓光到设在郊区的企业里匆匆巡视了一圈后,立即赶回了联系点。

  10点左右,一个熟悉的面孔走进了907室,原来是为对日诉讼四处奔波的王选。王选是义乌人,她的手里拿着一份“关于成立日军细菌战罪行调查研究联合会的申请报告”。去年,她曾经将同样的报告寄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看到了周晓光公开征集议案的广告后,她决定将这份报告交给周晓光。

  当地的媒体闻讯后蜂拥而至。在镜头和闪光灯前,周晓光保持着微笑,但有些拘谨,言语不多,和面对记者不断陈述主张的王选相比,她还没有习惯新闻人物的生活。

  王选说,“能有这样的一个公开渠道让民众和人大代表进行沟通,是个好事情。”

  联络点的工作人员给记者讲了许多类似的故事。其中之一是原义乌市红旗电视机厂的老工程师沈泳元。1月29日,他撑着雨伞,戴着助听器,颤颤巍巍地赶了一个多小时的路,推开了联系点的门。“我找人大代表周晓光同志”,沈泳元从兜里掏出了一份“要关心破产国企退休职工生活”的建议。

  2月7日,记者在义乌市的一个老住宅区里找到这位78岁的老人。他说,“我当初是有很多顾虑的,我怕我这样的小问题提上去没有用。后来我想,哪怕提得不好,也不至于有什么错吧?”

  出门前,女儿曾劝父亲,“你退休金又不少,不要多这个事情,再说找人大代表又有什么用?”

  从周晓光的联系点出来后,沈泳元对人大代表的印象改变了,“要是多一些周晓光这样的人大代表就好了。”

  人大代表的“顾问团”

  熟悉周晓光的人都说这个女人做事情很要强。1978年她从诸暨市的穷山沟里出来摆地摊时就立誓“要让母亲成为村子里第一个戴上金戒指的人,要戴就戴最大的”。

  25年后,周晓光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老家的乡亲们欢天喜地,在镇政府、学校门口、街道上挂起庆祝她当选的横幅标语。

  这时她已经是一家有3600名员工的企业董事长了。随着财富增长同时发生变化的是她的政治身份,在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之前,1998年,周晓光是义乌市人大代表;2000年,她是金华市人大代表。

  在浙江省,越来越多的周晓光们成了各级人大代表。浙江省人大的官员告诉记者,参加今年全国“两会”的浙江私营企业主有14名,而十多年前,全国也仅仅只有8名这样的全国人大代表。

  随着私营企业主手中财富的增长,人大代表的构成正在发生着变化,更重要的是,一种因财富而改变的选举生态已然酝酿成型,尽管这种改变从一开始就在欢呼与怀疑声中呈现出复杂的多面。

  “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期,义乌人对参与政治并不感兴趣,直到私人手中的财富越积越多,参政诉求才开始强烈起来。通过参政保护私有财产的利益,这是财富拥有者的天性。”义乌市人大的一位官员说。

  经济环境的变化为政治生活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在小商品制造业发达的义乌,三十万暂住人口几乎是常住人口的一半,正是这种变化让义乌在2001年底决定实现流动人口的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当年,7名外来打工者成为了义乌市大陈镇的人大代表。(本报2002年1月曾经报道)

  “做一届人大代表5年,混混就可以过去,但这不是我的性格。”高中文凭的周晓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会场上,非常羡慕那些“有水平的代表”,“他们提的建议我想不出来,我就学,实在不行,我就找人帮忙。”

  周晓光就去找义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荣川,请人大帮忙物色几名顾问,成立一个调研写作班子。周晓光是义乌市15年来惟一的全国人大代表,每年都要参加四级人大会议,光是要准备的会议材料就有一大摞。吴荣川很爽快地将这件事情答应了下来。

  吴荣川认为,周晓光这样做很符合她自身的实际状况,有了专门的写作班子后,她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管理企业。

  义乌市人大帮周晓光的联系点找来了5名专家。5人的平均年龄60岁左右,大多从刚刚退休的老干部当中挑选出来:骆有光,退休前是金华市委从事干部理论教育工作的干部,他是联系点的常务工作人员;骆族法,义乌市原政协主席,五人当中的智囊核心,专家组中的另外两名成员冯志来和宋荣朝曾经是他的部下。5人中只有陆立军是现任的杭州商学院经济学院院长。义乌市人大还专门下发了文件,凡是几名老专家组织调研,下属各局、乡镇全力配合。

  “这些专家不是轻易能找来的,很多企业出钱请也请不动的。还是这个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帮了我的忙。”周晓光说。按照她的说法,他们是因为近似的价值观走到一起来的。

  虽然说好了是聘请,但几个老干部从不和她谈钱的事情。记者试着向骆有光询问报酬的事情时,骆生气了,红着脸有些激动地对记者说,“我们不是冲着钱来的。”

  2003年10月,周晓光的联系点办起来了。义乌市建设局提供了一间40平方米左右的办公室。周晓光花了1万多元添置了一台电脑、一部电话、几张办公桌椅等办公设施。

  2月5日上午,在建设局的圆桌会议室里,周晓光和她的顾问们召开了一次碰头会,会议的议题是筛选和确定3月份将要带到全国人大会上的建议。实际上,公开征集议案之前,专家组已为周晓光准备了20多件打算在人大会议上提交的建议。

  5名专家至少每两周开一次会,在会上商量好课题,根据每人的特长到基层调研,然后在下一次的碰头会上集中交流,最后由专人起草。

  圆桌会议结束后,周晓光对记者说,“议案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民营企业发展、外来务工者的权利、能源紧张等问题。”

  周晓光犯难

  2月7日,记者在周晓光联系点的办公室里听到一个来提建议的东阳市的农民说,“我是一个选民,不管我的建议会不会被采纳,我都佩服周晓光能把地址和电话告诉我们。”

  周晓光说,她根本没有想到做广告的事情在社会上震动这么大。周晓光的人大代表联系点被媒体公开后,这里就常常人满为患。那些苦于找不到人大代表的人,四处上告无门的人,像是忽然发现了一个通风口,呼啸着来到这里。这里每天都要接到100多个电话和大量信件,接待好几批登门造访者。其中既有失地农民的控告,也有下岗职工的泣诉;既有请人大代表帮忙讨要社会保险费的求援,也有托他们关注城市“牛皮癣”的倡议。

  在联系点的电话记录上,只有20%不到的电话从义乌当地打来,外地打来的电话占了绝大部分。电话甚至来自四川、福建、江西等遥远的省份。初步整理的情况显示:腐败、“三农”问题、国有企业改制、政治体制改革以及私有财产保护等建议是普遍关注的焦点。

  周晓光说,一个县城的上访者在电话中向她告状,周晓光告诉他,这样的事情最好能向当地的人大代表反映,没想到电话那头的上访者哭了,他说,“我不知道县里的代表是谁,你让我到哪里去找他们啊……”

  但眼下的情况也让周晓光和她的5个顾问犯难。在联系点的会议桌前,工作人员骆有光面色憔悴地告诉我们,“我快吃不消了,我都已经是快60岁的人了,半夜里还经常要从热被窝里爬起来,穿着衬裤接电话。”

  骆有光住在联系点的一个小房间里,里面有一张小床。在5个顾问当中,他主要负责日常的办公事务和文书起草。但是自从在电视上播了广告后,工作的负荷就已经超过了他所能承受的极限。现在他只能在晚上将电话拔掉,睡上几个钟头后,在凌晨两三点起来起草周晓光开会时需要的文件。

  骆有光说,“我们这里毕竟不是信访办,所以我想拜托你们转告一下,征集议案截止到2月8日,否则我们实在吃不消。”

  “人大代表应该自我反省”

  周晓光通过媒体向选民征集议案的事情经媒体报道后,这种做法已经得到了浙江省和金华市人大常委会的肯定。义乌市人大常委会甚至打算在当地的人大代表中推广周晓光的做法。

  在义乌市当地,也有人认为周晓光的举动是“种豆得瓜”。一个普遍的看法是,人大代表广告征集议案意外火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大代表和选民之间缺乏沟通渠道的现实。

  骆有光也曾接到过一个电话。电话是一名人大代表的儿子从杭州打来的,小伙子在电话里说,“父亲当了三届人大代表,我看着父亲愁眉苦脸了十几年。每年到了开‘两会’的时候,父亲都觉得心里有愧,因为想不出好的建议,实在对不起那些投过他一票的选民。”

  义乌市人大的一名官员对记者说,有条件设点当然是好办法,但设点不设点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人大代表能不能真正表达出选民的呼声。

  义乌市当地一位媒体记者提醒不要夸大周晓光此举的“意义”。他说,在义乌这样的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像周晓光这样的人大代表客观上有条件雇人设立“联系点”,但对于全国大多数的人大代表来说,这种做法没有普遍的推广意义。此事带来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启发是,如何在人大代表和选民之间建立起一个更加广泛、更有保障的沟通机制。

  周晓光自己也说,“看了几百个电话记录后,突出的两个感受就是:一、人大代表的身份应该更加公开,以一个开放的心态面对选民。二、人大代表也应该从选民的意见中自我反省,加强与选民的沟通。”

  评论分析:周晓光迈出不可忽视的一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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