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2月12日电（记者吕传忠谭晶晶）“那位恳信行先生，你们还在和他联系吗？”现年73岁的王效贤老人至今还记得，自己在1986年听到邓颖超大姐这句问话时，曾“不由愣了一楞”。

　　其时刚由外交部调任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的她没有想到，事隔15年后，邓大姐还会记得这位外国朋友，并叮嘱要经常与老朋友保持联系。

　　在中国纪念邓颖超——这位中国前总理周恩来的夫人和前全国政协主席——诞辰100周年之际，满头华发的王效贤说起此事仍是感慨万千。

　　原来，1971年，一位名叫恳美穗子的日本女学生随团来华旅游时意外身亡，日本一些不友好势力趁机借题发挥，对中日关系产生了不利影响。在这种局面下，周恩来总理把恳美穗子的父亲恳信行教授邀请到北京，亲自向他解释事件的原委，并当面致歉。恳信行非常感动，回国后亲自向报社辟谣，他与周总理也成了朋友，此后还多次访华。

　　王效贤说，邓颖超生前经常强调，交朋友要注意稳定性、连续性、长期性，这样老朋友才能更了解，新朋友才能越交越多。“这‘三性’至今仍是中国对外友好交往工作的一个重要参考，”她说。

　　在中国，邓颖超被众多的人亲切地称她为“邓大姐”。在大姐的诞辰纪念座谈会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更是称赞她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并特别指出她为“发展新时期中国对外友好事业作出了巨大努力。”1982年直至1992年去世，邓颖超一直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名誉会长。

　　“风雪中开不败的花朵”

　　王效贤说，邓颖超在与人交往时，从不应付差使，而是真正把自己的感情投入进去。她的热情、风趣、真诚时时感染着人，所以她能处处交到真心朋友也就不足为奇了。据她回忆，有一次，邓大姐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一个日本妇女代表团。为了表示礼貌，大姐不顾身体虚弱，坚持到门口迎接，并与代表团130多名日本各界妇女一一握手，时间长达8分钟之久。

　　原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杨德中说：“在接待外宾时，邓大姐都是非常礼貌，非常亲切，有时候外宾的生活起居她都问到、关心到。许多见过大姐的外宾对她都非常尊敬。大姐在国外的威望很高，我没跟她出国时理解还不深，跟她一出去以后就看出来了，许多外国首脑和友人对大姐非常尊敬，对邓大姐一生也了解很多。”据长期担任邓颖超秘书的赵炜介绍，1977年至1980年的3年里，邓大姐先后率团访问了缅甸、斯里兰卡、伊朗、柬埔寨、日本、朝鲜、泰国、法国及欧洲议会等国家和组织。这些国家用接待周总理一样的礼节接待她。在访问缅甸时，机场为邓大姐的到来鸣21响礼炮。缅甸总统吴奈温与夫人在机场迎接她时，没有称她副委员长，而是激动地握着她的手说：“邓大姐，非常欢迎您！”访问伊朗时，邓颖超特地到住地的厨房看望炊事员，并与司机及其他工作人员合影留念。伊方非常感动，说从来没遇到过这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领导人。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对外友协前会长韩叙曾描述邓颖超与外宾的谈话为“有时娓娓道来，有时气势恢弘”，凡与她接触过的外宾无不对其智慧和风格留下深刻印象。希腊女作家海伦·卡赞扎基斯与邓颖超会面后，称赞她为“风雪中开不败的花朵”和“当今普罗米修斯的姐妹”。

　　“让友谊世代相传”

　　王效贤回忆说，1979年4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邓颖超率团访日时，专门提出把当时还不是对外友协会长的陈昊苏带上。她说，昊苏是陈毅元帅的儿子，带上他是要让中日友好世世代代传下去。在日本，她专门会见了很多已故日本老朋友的家属，其意也在于重视交友的连续性和长期性，要让友谊世世代代薪火相传。日本公明党前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竹入义胜非常敬重周总理，由于他在台湾问题上给予中国很大支持，总理也与他结为了朋友。总理逝世后，邓大姐继续保持了和竹入义胜的友谊与交往。此后竹入义胜曾10多次访华，每次邓颖超都要会见他，并嘱咐他为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壮大发挥更大的作用。

　　曾于上世纪30年代进入中国革命圣地延安并写出《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病故后，按其遗愿要将部分骨灰存放在北京大学校园。邓颖超对这位国际友人的身后事非常关心，并建议在北大修建了斯诺纪念碑。她说，要把友情长留心中并让年轻一代记住这一段珍贵、不寻常的友谊。如今，未名湖畔，斯诺墓碑周围翠柏围绕，朴素幽静，斯诺的家人都说斯诺能在此安然长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