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殿斌
据报道，新年伊始，北京市几位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专家学者同时收到了来自北京市政府研究室的邀请，其大意是，根据王岐山同志的指示，我室正在研究、制定群众评价政府部门工作的有关方案，特邀有关专家出谋划策。与此同时，由国家行政学院牵头的《公共管理部门的绩效评估和领导人员素质评估》课题以及由中组部研究室开展的同类课题也在积极
进行之中。这是个令人鼓舞的信息。
前几日读到题为《贪官“政绩观”———安徽原副省长王怀忠的升迁路》的文章。文中提到，一个在任县委书记说，王怀忠一次酒后对他说：“只要你能搞出政绩，就算你能，能上，但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要让我（领导）看到政绩”。———这就是王怀忠的政绩观，也可以说是他的“经验之谈”。王怀忠曾经大搞的虚假政绩确实给自己带来了好处：他的官越做越大，而且升迁的速度相当惊人。1993年他当上阜阳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后，两年之内就升任地委书记（次年撤地改市后成为市委书记），三年之后成为安徽省副省长，平均两年多升一次官。
其实，对王怀忠的种种“恶行”群众早有反映。1986年底，上面准备将王怀忠选拔为阜阳地委副专员，因为一些老干部的反对，民意测评没有通过。安徽省那位领导特意赶到阜阳视察，在一个会议上为王说话：“看一个人要看全面嘛，现在改革开放，重要的是他有没有开拓的精神。”不久，省委组织部再次组织考评，王怀忠顺利通过。姑且不论王怀忠与安徽省那位领导是否有“幕后交易”，仅就王怀忠在群众的反对声中被提拔这件事本身，就暴露了多年来我们的干部评价机制的弊端，上级领导的评价往往起决定作用。其结果必然是下级干部的所有工作都围绕着上级领导的注意力，往往是上级领导重视什么就在什么问题上下功夫，上级领导喜欢什么就干什么，而对老百姓的反映却置若罔闻。
另外，近些年“以GDP论英雄”盛行。这种评价方法的确促进了一大批干部干出了许多实实在在的事情，但它带来的负面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少数干部为了单纯的经济目的，不惜污染环境，牺牲地方长远利益，牺牲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有些干脆弄虚作假，和上级玩“数字游戏”。仅以GDP评价官员，没有全面考虑社会可持续协调的发展，不能真正衡量政府的政绩，不能适应21世纪经济发展的需要，也背离了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的要求。
我们现在对干部的考核评价标准，说到底是没有解决以谁为本的问题。对一个干部的考核，除了上级考核这一内部考核之外，还应该包含群众考核和社会考核等内容。谁更有权力评价我们的政府，更有权力监督我们的干部？不是领导，而是群众。就像小平同志所说的，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答应不答应，这是最重要的标准。
建立一套科学的干部绩效评价机制，特别是评价指标体系已迫在眉睫。而评价指标体系的核心应该体现“干部好不好，群众说了算”。我们期待这样科学的干部绩效评价体系尽快问世，期待各级干部树立一种全新的政绩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