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共管组织的效应

　　近日，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兼云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项目经理赵俊臣在向多家媒体通报该项目实施情况时说：“为实施这个保护示范项目，我们帮助当地的村民组建了两个社区共管组织。社区共管组织的产生过程使我们认识到，虽然是贫穷的地方，但因为从事的项目和农民的利益有着密切联系，村民的民主意识显得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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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两级共管组织深得村民爱戴拥护。现在，村民在保护生态及森林问题上由过去的对立转化为自觉自愿的行为———一旦有人进山狩猎、砍柴，村民就会自发地加以制止。村民把森林资源看成自己的利益所在，保护活动成了村民内在的要求。

　　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的同时，还促进了当地政府官员管理观念的进步。南涧县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杨开旺说，保护项目的实施，在帮助村民转变观念的同时，也使他们学到了新知识，转变了工作方法。云县后勤乡的饶用国副乡长把从项目中学到的讲道理、做宣传的方法用到其挂钩的后勤村，去年的农业税不费什么力就完成了。

　　环保体制的创新

　　2001年8月，由全球环境基金立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负责执行，美中环境基金、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泰国清迈大学作为国际技术支持单位参与的中国云南省多部门与地方参与性山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示范项目在云南省南涧县沙乐乡和云县后箐乡启动。

　　云南省是我国生物多样性资源最丰富的省份之一。但这种生物多样性正在遭到毁林开荒、过度采伐等种种破坏。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科斯·莱特纳女士认为，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威胁之一就是利益和需求的冲突。她希望在该项目中建立起一种有效机制，即把冲突转变为一种协调，合理地利用生物资源，把竞争对手变成合作伙伴。

　　按照莱特纳女士的说法，当地社区的居民是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因为他们的生活直接与自然资源紧密联系。

　　依照这种思路去探索，赵俊臣等专家发现，由于村民的利益和生物资源的保护密切相关，村民其实非常愿意参与保护工作。于是，专家们决定创新保护体制，由原来的政府保护为主改为以村民为主、政府部门为辅的新体制，成立村民占60％～70％的社区共管组织，逐步形成一个以村民为主体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模式，让村民自主、自愿地管护社区资源。

　　民主意识的激发

　　2000年，南涧县沙乐乡大歇厂村村民粮食普遍不够吃，经济收入低，相对富裕的4户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为514元，相对贫困的7户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仅134元，村民生活处于绝对贫困的状态。云县后勤乡勤山村2000年人均经济收入约为556元，经济状况较为贫困。此外，调查还显示，这两个村的村民受教育程度偏低，沙乐流域文盲率为25.8％，勤山流域文盲率为64％。在沙乐流域调查的608人中，最高学历在中专以上的只有7人，占1.2％，勤山流域被调查的259人中，中专学历以上的只有5人，占2％。

　　针对这种状况，专家组决定采取小额信贷的方式，把保护生态和村民的利益结合起来。如此一来，既解决了村民发展的启动资金，又迫使村民树立起商品经济观念。

　　赵俊臣说：“我们配套设计了保护基金，共管组织成立以后要管理基金，这就和村民的利益结合起来了。村民一看共管组织里有自己的利益所在，不认真选出自己放心的人，自己的利益可能受损，就特别关心共管小组和共管委员会两级组织的建立，民主选举就成了他们非常关心的焦点，他们的民主意识就这么被激发出来了。”

　　对于文化水平不高的村民们来说，这是一项有难度的工作。项目工作组首先对村民进行共管知识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公民应当掌握的一些基本选举常识———选举、公民的权利和责任等。

　　培训方式一改几十年来一贯的耳提面命的训话方式，采用了提问、回答、共同讨论的方法，专家和村民处于平等地位进行对话沟通。培训结束，进行正式选举，社区共管中的村民委员采用村民直接选举、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以保证选举出的人员是大多数村民信得过的人员。

　　这样的选举方式对村民来说非常生疏，至于当众发表竞选演说，公布自己的竞选纲领更是闻所未闻。

　　云县后勤乡柄柏小组杨星文在竞选共管小组组长时发表了以下竞选演说：“这台事（指担任共管小组组长，管理社区基金），不是说看见有一大堆金子摆在面前，哪个想拿，哪个就去拿，是要担责任的。大家叫我整（指提名），我肯定能整得好（干得出色）。大家投我的票，我肯定好好地干，不会说对不起大家，对不起省上来的同志（指工作组）。”杨星文后来当选了共管小组副组长。

　　专家认为，村民选举的着眼点是项目实施期间的既得利益以及长期的预期利益，其在潜意识中挑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

　　通过社区共管组织的组建工作，专家工作组得出了一个结论，由于每个人关注自身的各项利益，村民有较强的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对于以前不熟悉的选举程序，如竞选、发表竞选演说等民主选举形式通过适当的培训也是可以掌握并运用的。那种认为中国农民文化低而素质低下、不适合推行民主的观点没有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