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治国家公民的基本权利，然而公民在法律面前却存在实际上的不平等，比如社会经济贫弱阶层会因为无力支付法律服务与诉讼费用，而无法通过司法程序维护自身权益，而社会弱势人群的地位、知识与信息的匮乏，决定了他们行使和保护自身基本权利的能力非常有限，当然亦影响其对自身享有的权利的认知。而在劳动力供应远超于需求、以吸引投资手段促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劳动争议的频发与劳动者维权艰难更成为不可回避的矛盾，加之我国劳动法律在保护劳动者以及方便劳动者维权方面存在的缺陷，如果没有
国家法律、政府部门、社会舆论以及社会公益组织的倾斜性保护或扶助，对社会公平与正义失去寄托的群体，便极有可能选择脱离现有法治渠道而另寻自救途径，给社会秩序带来巨大危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法律援助不单单帮助弱势人群接近司法正义、维护了国家法律的公平实施，同时也更承载了维护社会稳定的重担。或许正是意识到了自己肩上的分量，在去年12月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召开的“劳动法律援助理论研讨会”上，几乎每一位正在从事着这一项公益活动的发言者，在说到自己工作中的困境时，都情绪激昂如同自我激励。
目前劳动法律援助主要依靠社会力量。包括律师机构、大学法律或劳动院系、工会、妇联组织以及民间法律服务机构。其中有律师资格的只占少数，更多的是法律工作者（教师、学生、NGO），尽管《律师法》以及《法律援助条例》为贫困的劳动者敞开了法律援助的大门，但是劳动者寻求法律援助的通道很少而且狭窄。他们很难因为索要工资和社会保险而得到法律援助。同时由于劳动争议一般都标的额小却又费时费力，即使付费也很难请到律师。北京良治律师事务所律师梁智断言：“在律师队伍中，真正懂《劳动法》、热衷于为社会提供劳动法律援助的律师不超过1％”。几年来，这家律师事务所接听咨询电话几千个，为近千人回复来信，为几百人免费进行了咨询，义务代理了一两百件法律援助案件。而与这个数字相对的是每年几十万劳动争议的当事人。工会系统内的劳动法律援助被寄予诸多期待，因为中国2亿多职工中有1.3亿是工会会员。据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关彬枫处长介绍，截至2002年底，全国已设立了2411个工会法律援助机构，共有7600名（保守数字）法律援助工作人员。全总给每一个验收合格的工会法律帮扶中心提供10万元的启动金，目前已拨付2000余万元。为规范各级工会法律援助工作，全总目前正在研究准备制订《职工法律援助办法》。近年来，受一些国外公益基金资助的大学“法律诊所”成为劳动法律援助队伍中较活跃的一支，比如清华大学“劳动者权益保护中心”、华东政法学院“劳动法律诊所”、中山大学“法律诊所”等。其特点是法学院老师指导、学生担任受理案件代理人。1998年8月1日成立的广东番禺“打工族法律服务部”在当地颇受欢迎。服务部委派探访员到各个医院进行探访有无工伤病人，并选择代理其中一些典型案件。同时还吸引了一些志愿工作者。但是所有这些民间法援机构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资金严重依赖国外基金支持，一旦资金停拨，所有的工作都难于维系。此外，由于民间法律援助在法律中的地位以及与政府法律援助的关系等问题尚未解决，法律服务人员在代理劳动法律援助案件时均为公民代理，这使他们在阅卷、出庭等方面都受到极大制约。此外还有劳动法律本身制造的难题。10年前出台的《劳动法》显然并不适应今天的现实，而其缺乏可操作性、过短的（60天）的诉讼时效以及诉讼与仲裁阶段不衔接等致命缺陷，加上劳动法规浩瀚、行政规章芜杂、劳动争议在法律适用上复杂等等因素，更是给从事劳动法律援助的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劳动者是社会的弱势人群，劳动法律援助又何尝不是？一位律师对此深有体会：“作为法律人士，特别是律师，不要说是进行劳动法律援助，就是办理劳动争议案件，同行们都会讥笑为傻子。”要改变这种局面，仍然需要政府真正的重视与支持，需要全社会扶助弱者、追求社会正义的意识的觉醒。首先应该全面修改劳动法律法规，使《劳动法》真正成为保护劳动者的有力武器。其次是司法行政部门应打破垄断意识，给从事劳动法律援助的法律工作者以专业资格认可，使其可以全心全意作劳动者维权代言人。再次是建立全国范围的劳动法律援助网络，既包括律师，也包括法学家、法律学者、在校学生，为那些急需获得法律上救济的人们送去高水平的、高效率的法律援助。在目前，劳动法律援助仍然是一些极富正义感的人们的“良心工程”，寥若星辰也罢，墙角寒梅也罢，坚守着就是一种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