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了践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深入贯彻第二十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精神，从去年12月18日至今年1月5日，南昌市公安局5位优秀青年民警先后在该市学校、部队、政法机关作了10场报告。他们的报告在学生、军人和政法干警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人认为，优秀青年民警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事迹报告感人、很有教育意义，他们中既有视死如归的勇士，又有争创一流的尖兵；既有出国维和的英雄，又有人性执法的卫士，还有无私奉献的典型，他们的精神值得学习。全市政法干警纷纷表示，报告团成员给自己上了一堂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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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爱岗敬业、执法为民教育课。他们的青春更绚丽———来自江西公安民警的报告李青侯庆洪　南昌市公安局东湖分局缉毒大队大队长万凯　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是每个真正的人民警察都会作出的选择。

　　我是潘堃的战友，我怎么也不会忘记潘堃牺牲的那场战斗。那天，我们同坐一辆车去追捕绑匪。开始是我开车，潘堃坐在我身旁，当我们发现被劫车辆决定采取行动时，潘堃突然提出要跟我换个位置，由他驾车。就在我们用车迎面堵住被劫车辆后，潘堃第一个冲了上去，凶残的歹徒开了枪，潘堃不幸中弹倒下。我没有犹豫，迎着枪口扑上去，抓获了杀害潘堃的持枪歹徒。潘堃的牺牲，在我的心灵上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如果他当时不主动要求和我换位置，那第一个冲上前，倒下去的应该是我呵。

　　这是警察职责的本能，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是每个真正的人民警察都会作出的选择。

　　2002年12月13日，武警某部班长饶先在省体育馆溜冰场被人用刀杀死，此案惊动了省、市领导。为了尽快缉拿凶手，我带领民警昼夜奋战、排查布控，终于找到了凶手的住处。考虑到这是一个在众目睽睽之下连武警战士都敢杀的亡命之徒，抓捕中危险很大，我就把队友们拦在身后，第一个冲进房间，歹徒见事不妙，拔刀便向我猛刺，我侧身一躲，一把抓住他持刀的右手，用身体将他压倒在床上，夺下了那把仍然带着血迹的刀。

　　其实像我这样与凶残的歹徒面对面的近身搏斗，每个刑警都可能会遇到。

　　从警10年，我干过经侦、刑侦、缉毒，无论干哪一行，我都想干得最好。今年初，我担任缉毒大队长后，和队友们放弃假日休息，连续作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摧毁了13个特大贩毒团伙，缴获海洛因6.5公斤、king粉8公斤、摇头丸16000多粒，抓获涉毒犯罪嫌疑人200多名，辖区毒品犯罪案件明显减少。

　　干缉毒就像与魔鬼打交道，时时面临危险。我们辖区有个叫刘某的女毒贩，几年前因吸毒染上了艾滋病，知道的人谁也不敢去惹她，她便疯狂地贩卖毒品。去年8月的一天，我和战友经过侦查，得知刘某在民德路某处与云南毒贩接头，我立即带人布控。在刘某与云南毒贩交易时，我冲了上去，刘某一见，马上捋起袖子，露出密密麻麻满是针眼的胳膊，针眼上还流着血流着脓。说实话，谁不怕艾滋病？当时，我的心头也为之一颤。可是，当刘某挥动着手臂，叫喊着：“你不就是万队长吗？听说你不怕死，那你怕不怕艾滋病？”她的叫声，引来了不少围观的群众，场面越来越乱。如果再不控制刘某，这次行动就要失败，云南毒贩带来的毒品也就无法收缴。形势不容犹豫，我迅速脱下衬衫冲了上去，用衬衫裹住刘某的双手将她制服。尽管那样，我的手还是沾到了刘某手臂上的脓血。我回到家后，妻子见我的手卷着一件衬衫，便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跟她说：今天抓了一个患艾滋病的犯罪嫌疑人。妻子一听就叫了起来：“你有没有碰到她？”我说：“抓人哪有不碰到的？”妻子便指着衬衫惊叫起来“这上面怎么会有脓血？”听到叫声，老母亲走到我身边说：“小凯呀！不管发生什么事，洗洗手，吃了饭再说。”说着，母亲还拉着我的手轻轻地拍了拍。我一听，鼻子发酸，眼泪差点儿掉了下来。妻子这时也感到有些过意不去，连忙对我说：“万凯，你别怪我，艾滋病实在太可怕了！走，现在就陪你到医院去检查。”

　　我们当警察的，就是这样，每次出门，留给母亲的是太多的牵挂。每次行动，留给妻子的是太多的担心和害怕。这种亲情，对我来说，已成为一种精神上的激励。作为警察我们共同的心愿是，社会秩序更稳定，人民生活更安宁。

　　前驻东帝汶维和部队女警官 吴锐

　　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对人民群众的生活是多么重要，生长在繁荣富强的祖国是多么幸福。

　　2002年10月26日，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我和40名公安民警身着维和警察的制服，登上了飞往东帝汶的飞机，开始执行一年的维和任务。

　　东帝汶是个只有南昌市大小的岛国，三面临海，75万人口。16世纪初，东帝汶沦为葡萄牙殖民地，1975年被印尼占领，1999年经全民公决，宣布独立。从此，这个弹丸之地就陷入亲印尼派和独立派不断的流血冲突中。为此，联合国向东帝汶派出了维持和平的多国部队和维和民事警察。我是中国政府向东帝汶派出的第六批维和警察中的一员。

　　在东帝汶，有一个叫寇瓦利马的地方是登革热的高发区。一年前，3名中国维和警察在这里工作时，全部染上了登革热，一名加纳的维和警察还因此将生命永远留在了东帝汶。这次中国警队一名女警员又被分到寇瓦利马，她因为身体不适，去不了。正在中国警队长为难的时候，我想，不就是艰苦、危险吗？这一点我在出发前就做了最坏的打算！于是我就站出来说：“让我去吧！”

　　寇瓦利马距离帝力路途遥远，群山阻隔，需乘直升飞机才能到达。在那里，为了防止登革热等疾病的传染，要随身携带蚊水，一到房间就点上蚊香，床上挂上蚊帐，每天还要吃联合国发给的防疟疾药片，这些药片对肝肾损伤很大。听说，登革热和疟疾都有7天潜伏期，一被蚊子叮上，心里就很紧张，掐着指头算天数，周围的当地警察和居民时常有人患病死亡，使我的神经一直处于紧张之中。东帝汶的水，经联合国检验，是被污染的，不能饮用，所以我们地区警员每人每天配发3瓶矿泉水，仅够饮水和做饭。我们全天工作八个小时，中午1个小时的吃饭时间，所以我尽量简化三餐，经常到当地人的土窑去买面包和玉米、红薯。那时候，我们最想吃的就是红烧肉。

　　我在任务区负责家庭暴力案件侦破工作。一次，接着举报，一名少女被邻居强奸，住进了医院。我和当地警察赶往医院，找到女孩，她目光吊滞，沉默不语。在一旁的她的母亲对我们摆了手，表示不再追究了，因为这件事已经由村长出面主持调解，以邻居赔付两头牛了事了。作为一名联合国维和警察，我的职责是，通过办理每一个案件，向当地居民宣传人权，培养他们的法律意识。在我和当地警察再三做工作后，她们终于讲出了邻居用暴力威胁强奸女孩的经过。我立即同当地警察开车前往嫌疑人居住的山村。一路上，常看到为悼念在此因交通意外而丧生的人竖立的十字架，对我来讲，它们是一个个的警告。汽车一路颠簸前进，三个小时后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将嫌疑人带回了警局。此时此刻，我为维护东帝汶妇女的合法权益和战胜了危险而感到无比高兴。

　　在帝力维和警察总部刑侦局，我负责家庭暴力犯罪案件数据统计。队里一台计算机统计软件损坏了，而负责设计该软件的葡萄牙维和警察已回国，如用手工计算效率太低了。我决定试着修一修。在仔细查看后我发现，该统计系统是建立在EXCEL之上，用不同的计算公式将各种数据表格链接起来，比较复杂。要排除故障，需要对两年来几千起案件原始数据进行逐一校对；对每一个计算公式进行反复查验、修改、调试，工作量很大，要求很仔细，漏掉一个，就要重新来。为了加快进程，我晚上也跑到办公室加班。我的同事说：“算了，还有几个月你就要回国了，犯得上吗？”我偏不！一定要把它修好！成功了，以后使用的人，都知道这是中国人修好的。经过一个多星期奋战，操作系统终于恢复了统计功能。那一刻，我狠狠地挥动了一下拳头，又打了一个胜仗！

　　维和一年，给我感触最深的是经历了东帝汶那场最大的骚乱。商店被抢，旅店被烧，许多联合国警察的车辆都被骚乱分子用石块和棍棒砸坏，海关的缉私仓库也被一抢而空。许多暴徒挥舞棍棒和砍刀，聚集到联合国维和警察总部门前，阻挠车辆出入，向维和警察扔砸石头，而我们维和警察手持盾牌、警棍站成一排，进行阻挡。一连几天，住宿在办公室，天天只能吃罐头和饼干。对于我，骚乱给东帝汶社会带来的灾难至今还历历在目，它是一面镜子，使我更深刻认识到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对人民群众是多么的重要，深感生长在繁荣富强的祖国是多么幸福！

　　一年的维和任务结束了，我忘不了总警监亲手给我带上了和平勋章的那一刻，他对我们每一名中国的维和警察说；你们是中国优秀的使者，为联合国东帝汶维和任务的圆满成功做出了贡献！

　　我从一名普通的女民警，走出国门，成为一名联合国警察所走过的每一步，是英雄城警察顽强拼搏的精神在鼓舞着我，也正是这种精神的推动，使我在东帝汶维和时，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圆满完成了维和任务。

　　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交警大队三中队指导员 赵凌

　　关爱孩子，就是关爱我们的未来。

　　我1994年从部队退伍，来西湖交警大队工作。我所在的瓦子角交通指挥岗，位于繁华的中山路上。这里交通拥挤，附近又有多所中小学校，孩子们每天上下学时，都要穿过南来北往的车流。工作不久，我就目睹了一起一名小学生横过马路时闯红灯被汽车撞倒，造成腿部骨折的交通事故。一连几天，孩子痛苦的表情总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毅然走进了大队领导办公室，请求到学校义务宣传交通安全知识。从那时起，我先后担任了珠市小学、棉花市小学、西湖育智学校、南昌第二职业学校和二十一中等多所学校的校外辅导员。

　　1996年，我在二十一中讲课时，得知学校有一对孤儿，姐姐叫李艳、弟弟叫李杰，她们是靠惟一的亲人———做清洁工的奶奶来生活和求学的。走进他们的家，小屋内只有几件老掉牙的家具，床上挂了一顶被煤球熏得乌黑的蚊帐，姐弟俩就挤在一张小饭桌上，就着昏暗的灯光做功课。于是，我主动和学校取得联系，承担起姐弟俩所有的学杂费。从此，我的生活中又多了一份责任。

　　也许男孩子生性就调皮，刚上初中，李杰就迷上了电子游戏，一次竟逃学去玩，我知道后忙和同事换了岗去找他。当我找到正在痛快地“赛车”的李杰时又急又气，一把把他从“赛车”上拽了下来，“你这个不争气的孩子，想不到我的辛苦钱，竟被你换成了游戏机牌子。”谁知李杰竟歪着脑袋直冲我嚷嚷：“你是我什么人，不就是帮我家干过点活，送了几块钱吗？我的事不要你管。”听了孩子的话，我呆了，没想到多年的心血换来的却是这样一句话。这时李杰猛地甩开我的手，冲出了店门。我跟着追了上去，他已不见踪影。当我拖着沉重的步子来到李杰家时，孩子不在！我又想起了当初李奶奶把两个孩子的小手放在我的手心时说过：“今后这两个没有爹娘的孩子就托付给你了。”我后悔自己的急躁。夜色中，我一条街一条街，一家店一家店地找，始终没见李杰的影子。深夜，我疲惫地回了家，父亲见我回来这么晚心事重重的样子，忙问怎么回事，我把帮助李艳姐弟的事告诉了他们。父母听了，没有责怪我，反而决定今后从自己每月的工资中拿出五十元钱，建立“家庭爱心基金”，专款专用，和我一道帮助贫困的孩子。

　　第二天一早，我又赶到李杰家，他正躺在床上睡觉！原来李杰昨晚又找了一家游戏店玩了通宵。看到这些，我愈发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我一改过去的教训式口吻，耐心细致地和他面对面谈心，让他明白，要想有出息就得靠自己勤奋努力，刻苦学习的道理。打那以后，一有空，我就带他逛书店，参加课外兴趣班。直到有一天，李杰来到我的执勤岗台对我说：“赵叔叔，我想请您参加我的家长会，老师想和您谈谈。”当时我心里“格登”了一下，别是这孩子老毛病又犯了。我忐忑不安地走进学校，当班主任在家长会上宣布李杰在期末考试中获得全班第一时，所有的家长都向李杰投来了惊讶的目光。接着，老师指着坐在后排的我说：“李杰同学是个孤儿，长期以来照顾他的就是这位交警同志。”顿时全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掌声中，我顿时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了。

　　8年过去了，姐姐李艳已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弟弟李杰前年也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南昌大学。

　　从警十年，我共扶助了5名贫困的孩子。我关心孩子们的事也传到了西湖育智学校，学校专门聘请我为校外辅导员。这个学校的孩子和同龄人相比，智力方面有些障碍，关爱这些孩子，必须倾注更多的耐心和精力。我买来相关书籍，请教心理学专家，因人施教。时间长了，我一到学校，孩子们都围上来，亲切地喊：“赵叔叔。”不久，我在制止一伙流氓斗殴时受伤，在市第一医院治疗。岗台上不见了我的身影，学校的三个孩子缠着同事打听我的去向，得知我住院后，他们用自己的零花钱，一人买了一个大大的红苹果，磕磕碰碰找到医院。当孩子们小心翼翼地从书包里摸出3个苹果捧到我面前时，我的心颤抖了，拿着孩子们用衣袖擦得锃亮的苹果，我低头咬了一大口，这一口甘甜甜进我的心底，这是我有生以来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

　　去年我被组织上任命为西湖大湖三中队指导员，我们这个中队24名小伙子，也纷纷走上了校外辅导员的岗位。中队民警每人每月还从工资中拿出10元钱，专门建立了一个“中队爱心小基金”，帮助那些家庭生活贫困的孩子。

　　关爱孩子，就是关爱我们的未来。

　　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筷子巷派出所 杨金平

　　我是邱娥国的徒弟，更是邱娥国精神的传人，邱娥国真情为民，我会真情不变。

　　我是1997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筷子巷派出所的。初来乍到，基于青年学生的想象，我总认为搞公安这一行，论办案可谓悬念迭生，论事业可谓轰轰烈烈，谁知到了派出所，面对的却是鸡毛蒜皮的琐事，处理的也是磕磕绊绊的纠纷。想象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使我内心充满失意和失落。这个时候，邱娥国同志走近了我。他带着我走街串巷，那种善待群众、甘当公仆的思想行为深深影响着我。我开始一点一滴地向他学着怎么做群众工作：隔壁邻里，阴沟堵塞闹纠纷，我亲自用手掏过阴沟，使两家和睦相处；照顾孤寡老人，我背他们上过医院。在为社区居民做着一件件实事的时候，很多群众都讲：“小杨，你跟你师傅就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这话是对我的褒奖，但也激起了我一些思考：是啊！我是邱娥国的徒弟，但更是邱娥国精神的传人。邱娥国真情为民，我会真情不变；邱娥国的工作方法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作用，我要将它发扬光大。于是，我想到了把邱娥国的工作法与信息社会及社区日益变化的特点相结合，适应时代的发展，传承他的精神，把我在大学里学到的知识运用到派出所建设上来。这时候，市局基层工作处正准备在邱娥国工作法的基础上，开发一套社区警务工作信息系统软件，我们派出所被确定为试点单位之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向所党支部请战，承担了试验这套系统的任务。为了让两者完美结合，我利用业余时间，捧起了那些像砖头一样厚的计算机书本，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掌握了如何操作应用。并与软件公司的技术人员一起研究，改造完善了这套系统，实现了基础工作的模糊查询和信息共享，为邱娥国工作法科技化、信息化出了一份微薄之力。

　　我所管辖的象山社区地处老城区，是一个开放式的社区，这里小巷四通八达，楼道黑灯瞎火，防范设施薄弱，入室盗窃、路抢、盗窃机动车辆等案件时有发生。针对实际，我决定创新工作思路，以全市刚启动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为载体，化个人力量为群众力量，变有限警力为无穷民力，从社区自身防范入手，强化整个社区的群防群治工作，打造新型的社会治安平台。在我的努力下，社区居委会的干部动员起来了，社区驻地单位的保卫干部参与进来了，有条件的单位职工宿舍被封闭起来，强化了人防、物防、技防措施，三个安全小区创建出来了。对没有条件封闭的居民楼，我就与社区干部一户一户上门组织居民出资安装防盗电子对讲门。由于居住在老城区的很多居民家庭并不富裕，一下子拿出二三百元钱来，在楼道口装一个单元门确实有困难，特别是家有老人的居民，总讲自己家里二十四小时不离人，盗贼不可能光顾。部分居民还在背后讲闲话，有几个甚至讲要到分局、市局去告状。听到这些，我心里很窝火，正在我心情十分郁闷的时候，又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说我母亲病重，已送到上海住院抢救。我听后，心头一紧，泪水夺眶而出，还没等我开口，父亲又劈里啪啦冲我发起火来：“你天天忙些什么，半年多也不回家看看，如果你还有点孝心……”说实话，我真恨不能插上翅膀马上飞到母亲身边，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情，我怎能不牵挂生我养我的母亲。可是工作刚刚着手，创建平安社区的活动正处在关键时刻，社区干部眼睛都在盯在我，加上很多群众不理解，这时我要一走，事情可能就凉了，我思前想后，决定让爱人连夜动身赶往上海照料母亲。第二天，自己又打起精神走进了社区。石头街155号有一个姓艾的住户，因家里刚刚装了盼盼防盗门，死活不肯出钱，但看到我的警服被汗水浸透了贴在背上仍挨门挨户做工作，他说：“小杨，这么热的天你都天天往我家里跑，我就是一块石头也感化了，你们当警察的办事也不容易啊！”他当即表示同意出钱安装，后来还主动帮助我们动员其他的住户。

　　现在的象山社区，79个单元中有33个安装了电子对讲门，破旧的物防设施全部得到了维修和加固，居民群众高兴地说：“小杨让我们住上了放心楼。”

　　令我此生最难忘怀的时刻是2003年8月31日。这天，作为社区民警代表，我光荣受得到胡锦涛总书记的亲切接见。当总书记握着我的手，仔细地询问社区警务和人口管理等情况时，我十分激动地向总书记一一作了汇报，总书记频频点头。

　　南昌市公安局缉毒支队一大队负责人 杨勇

　　我们公安民警应该带着感情去执法，让我们的行为最大的人性化，这是一个法治国家执法者应具备的素质。

　　在16年的警察生涯中，我先后从事过技侦、刑侦、缉毒等工作，参与了二百多起大要案件的侦破，总结这些年我拿下的这些大大小小的案子，我感到，严格执法，也要讲感情。

　　前年底，我掌握了一条涉毒案线索，经过一个多月的侦查，发现广州到南昌有一条贩卖毒品的通道，贩毒头子是个东北人，叫王兴军。我和战友立即赶往广州，当场抓获毒枭王兴军，并缴获毒品海洛因3.5公斤。随后我们匆匆踏上了返回南昌的火车。一路上，死到临头的王兴军神情呆滞，一言不发。中午开饭时，我打开王兴军手上的手铐，让他腾出了一只手吃饭。再掰开一次性筷子，递给他，拍拍他肩膀：“我知道你们东北人爱吃猪肉粉条，尝尝看。”王兴军没有说什么，低头大口大口地吃起来。见他这么爱吃，我又把自己的粉条拨到他的饭盒中。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停了停筷子，又大口地吃起来。

　　到南昌后，王兴军宁死不开口。我走进审讯室，对他大喝一声：“姓王的，3.5公斤毒品，我们抓了现行，你也是个聪明人。”王兴军当然清楚，他说也是死，不说也是死，索性死活不说。当时我真想揍他几下，可又忍住了。凭着我对他的了解，我的话锋一转：“你这个人不抽烟、不喝酒、不吸毒、为人仗义，听说道上人都尊你‘老大’，我也敬你是条‘汉子’。如果你不做贩毒生意，我们倒会成为好朋友。”接着我顺势攻心：“我们办案是讲究证据的，3.5公斤毒品铁板钉钉，‘生意’你既然做下了，就应该拿出点男人的气魄来，敢做敢当。是条汉子，就要活得痛快，走得干净。你在广州的‘生意’做得那么大，我就不信你身边会没有存货？”

　　审讯室的空气仿佛凝固了。这时，坐在椅子上的王兴军不自在地转动着身子。我琢磨他一定是想上卫生间了，就找来一个尿壶，轻轻地放到他的身边。方便完了，这个死要面子的大男人，缓缓地用脚把尿壶推到一旁。我顾不上那刺鼻的异味，双手端起尿壶，一边走出房门，一边笑着说：“既然我们千里迢迢把你请到这城来，就会管好你吃喝拉撒的。”等我从卫生间回来时，发现他瞪大眼睛久久地看着我。也许我为他端尿感动了他，他终于开口。想到走上这不归之路，王兴军痛不欲生：“杨警官，我今年才36岁啊！”由于他交代了此案另外5.6公斤毒品藏匿之处，我们顺利破获了建国以来全省最大的毒品案，缴获毒品9.1公斤！

　　王兴军一案要开庭了。我又掌握了一条线索：王在广州贩卖毒品时，曾收取他人定金40万元。“迅速追缴毒资”，这一想法促使我再次提审。当拖着沉重脚镣的王兴军一步一晃走到我面前时，我突然有一种感觉，这个男子的日子不多了，我必须从他嘴里挖出40万元毒资。我死死地盯着王兴军，他无奈地闭上了双眼。这时，我看见他的双脚被脚镣磨破了皮，就从墙上扯下自己的毛巾，一把撕开，蹲下身子，用毛巾一圈圈包住他脚镣上的铁环。这个东北大汉顿了顿脚，说：“别缠了，我都是个快死的人了。”尽管他嘴硬，可我分明感觉到他的双脚在颤抖。过了许久，他睁开了眼，泪水从他脸上滚落下来。我又端上了一杯水，抽出餐巾纸放在他的手心。王兴军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喉咙深处发出压抑的哭声，交代了把自己40万元毒资存放在广州家里的事实。

　　王兴军一审被判死刑。在接到判决书的当晚，生死边缘的王兴军在看守所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杨勇，你好！给你写信，心中真是千万的感慨，万分的思绪。在常人看来，这很荒唐、可笑。但是我还是无法压抑内心想给你写信的冲动，虽然你我是相互对立的，但我从你身上，还是切实读到了一个男人的质朴、豪爽的品质，仗义、守信的性格，同情弱者的善良，让我这个他乡异地的人备感敬佩。如果你不是警察，如果我不是罪犯，也许我们是肝胆相照的朋友。……理解万岁！一个临死的人：王兴军。

　　我认为我们公安民警应该带着感情去执法，让我们的行为最大的人性化，这是一个法治国家执法者应具备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