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闻网-成都晚报讯

　　《南方都市报》2月10日发表的关于“构建公共卫生体系”的广东“两会”综述专题之“三个建议”中，有篇《“文革”前模式仍可用》写道：“××认为，自1949年解放以来，我国建立了一个发展中国家最完美的公共卫生体系，遗憾的是这个卫生体系在1978年后逐渐瓦解了。”“××告诉记者，其实在“文革”之前，大城市、区县、基层三级医疗网络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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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完善的，特别是在农村建立了以赤脚医生为核心的医疗组织。但是改革开放以后……”

　　这些话我看了大不以为然。什么“最完美”“非常完善”，这些最高级的赞美词，与我的生活经验有霄壤之别，读来令人非常不舒服。我理解讲这种话的同志的心情，他们迫切期望政府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关注基层特别是农民群众的医疗条件和医疗保障问题。这种愿望无疑是善良的。

　　然而，1978年前的中国农村公共卫生条件哪有那么美妙！我家乡湖北省沔阳县沙岭村（合作社、生产大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是全国和全省的先进典型，我的伯父与父亲先后是社、村（生产大队）的领导人。

　　可是我母亲1958年起呻吟床褥多年，并无什么器质性病变，却一直没有得到最基本的治疗。1970年我18岁，突发高烧，躺在家里“挺”了4天，实在熬不过去了，才被送到公社卫生院，一场本来并不严重的急性腮腺炎使我留下了贻患终身的后遗症。

　　那时候，村（生产大队）里有了赤脚医生，也建立了所谓合作医疗制度，而我并非最底层的人，先是生产队的出纳兼记工员，后是大队小学的教导主任，多灾多病的我回乡6年从未“享受”到任何医疗福利。所谓“赤脚医生”，不过是一两个青年受了两个月培训，能打针能敷点创伤而已，能顶什么大用？所谓“合作”医疗与“赤脚医生”制度前后也不过坚持了几年。

　　它留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只有一条：熬了大锅的柳树叶，让社员们喝，据说能防治血吸虫病。“文革”中推行赤脚医生制度，有两个政治背景。一是贬低知识分子和西医，“抬举”工农兵、中草药和针灸之类国粹。二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认为“十七年”的政府卫生部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希望医疗资源与服务惠及广大农村。后一条应当说是有道理且符合广大农民利益的。

　　今天，我们仍然要面对和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向后看，刻舟求剑般的用已经过时的办法。“赤脚医生”制度是与人民公社制度相联系的，那一套做法在如今市场经济、家庭核算条件下行不通，必须要有适合当下情境的制度创新。

　　普希金的诗《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有一句说“过去了的日子，就会变成亲切的回忆”，这是至理名言。有意无意美化1978年以前的医疗制度与“赤脚医生”的人，不过是这种心理错觉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