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进城务工人员权益受到侵害，人们就会想到“工资拖欠”，实际上，进城打工难，已不仅仅难在工资问题上，子女受教育难、人格受歧视、精神文化生活匮乏和社会保障缺失等问题无不困扰着进城务工人员。最近，黑龙江省青少年研究所研究人员对100名在哈尔滨打工的青年进行了个案访谈，访谈后分析得出的结论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最头疼的事不是收入问题，而是孩子上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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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岁的郭某来哈尔滨收破烂已经五年了，他儿子到入学年龄时，郭某先去找了几家公办学校，有的回答说“不收外地学生”，有的则是“可以收，但是必须一下子交齐5年的学费”。郭某承受不起，最后好不容易托人去了一所教学质量不大好的偏远学校，谁知他租的平房又要动迁，一搬家还得给孩子重新找近一些的学校。郭某无奈地说：“真不知道孩子能不能再上学了。”

　　在100例被访的个案中，有18人像郭某一样正受到子女入学问题的困扰，21人对子女将来的入学问题表示担忧。对许多进城务工者来说，让子女入学受教育简直成了一种奢求。

　　据了解，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上学一般分两种情况，一是在家乡继续读书；二是跟随父母进城上学。前者因父母常年在外打工，放弃了对孩子学习生活的监护和督促，即使子女有亲戚朋友照看，这些孩子辍学的比例也相当高。而进城务工人员居无定所，流动频率高，加上城里的学校大都担心民工拖欠学费、农村学生底子差，往往以拒收或者通过入学考试、全部交齐几年的学费等形式人为抬高入学门槛，使得很大一部分进城务工者的孩子失去继续求学的机会。很多进城务工人员都向记者表示：“最头疼的事不是自己的收入，而是孩子上学问题”。

　　“我多干点儿活无所谓，但是受不了老板娘的严密监视”

　　许多进城务工人员感到自己的人格受到歧视。滕某来到城里在一家照相馆当化妆师，她对记者说：“我稍稍闲一会儿，老板娘就会让我擦地擦玻璃。其实多干点活儿无所谓，但是受不了老板娘的故意刁难。老板娘总是找茬，甚至我什么时候洗一次头、洗一次衣服她都要严密监视。”

　　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体制，使得市民和进城务工者的心理隔阂在短期内难以消除，在一些人眼里，进城务工者似乎就是呆傻、土气、粗俗的代名词。有的城里人认为，进城务工者抢了城市人的饭碗，并造成了治安混乱现象，所以许多进城务工者，人虽然生活在城市里，却很少能感受到城市的宽容与文明。

　　黑龙江省青少年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高洪贵告诉记者，在100例个案访谈中，有59人表示有过与滕某类似被歧视的经历。这种人格上的歧视具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来自市民的不理解和责难。那些居住在棚户区，从事着脏、苦、累、险工作的务工者经常受到雇主的奚落、嘲讽和怀疑。记者近日了解到这样一件事，有个居民小区春节后贴出通知：“春节已过，民工陆续进城，请各位居民注意防贼防盗。”从中明显看出某些市民对进城务工人员的歧视和不信任。其次表现在称谓上，一些人把打工者称为“民工子”“盲流子”“戳大岗”等，本身就有轻蔑的味道。

　　“我觉得光干活挣钱，时间一长，人都麻木了”

　　进城务工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20岁的赵某在哈市做力工，平时遇到工地停工待料时，就觉得“日子难熬”了。赵某说：“工地上没电视，城里也没有咱去的地方，以往还可以到附近的录像厅看点武打片，现在根本找不到了，上网吧又花不起钱，而且咱也不懂咋玩。细想一下，觉得光干活挣钱，时间一长人都麻木了，真没劲呀！”

　　进城务工人员大多处于精力旺盛、好奇心强的时期，同样希望用一些健康有益的活动放松心情，但实际情况却如赵某感受到的那样。进城务工人员由于文化程度和经济条件限制，很难适应城里的书店、图书馆、网吧等文化设施，同时也很少有人关注他们的生活感受。记者在与许多青年打工者接触时了解到，他们除了人多的时候打打扑克、掰掰腕子，再就是睡大觉，长时间的空虚使他们不得不谈论一些黄色笑话聊以自慰。

　　我国首条外来务工青年心理救援热线在哈尔滨开通至今，已经有6000多个外来务工人员打进电话。救援热线执行主席张大生告诉记者，这些电话中有一多半是询问性的问题。“这是他们精神文化生活匮乏的一个重要表现。”张大生说，“但是仅仅通过一条热线是不能彻底解决他们的心理问题的，整个社会必须给这些务工人员创造一个良好的精神成长环境。”

　　“外出打工可得有个好身板，千万别得个病招个灾儿”

　　赵某在打工时由于不慎，左手食指被电锯削掉一截，工头只是派人将他送到医院进行简单的包扎。赵某因第二天发烧要求继续治疗，工头却说：“不就是受点小伤吗？如果想住院，你自己出钱，但你耽误工得扣钱。农村孩子掉块肉养几天不就好了？别太娇气了！”后来赵某只好自己回家花了1000多元钱把手养好。

　　社会保障的缺失是困扰进城务工人员的经常性问题。22岁的力工小崔曾对记者说，外出打工可得有个好身板，千万别得个病招个灾儿，要不在城里就没法混了。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出于利益因素考虑，用工单位和老板大多不与进城务工者签劳动合同，工作时间、劳动强度、报酬和工伤处理办法全凭雇主或老板说了算，而一旦出现工伤事故，雇主或老板就会百般推卸责任。虽然这些老板随意延长工作时间和增加劳动强度，但却很少给务工者支付超时、超额劳动和节假日的加班费，更不愿意为他们交纳相应的社会保险费。在100例个案访谈中，一谈到社会保障问题，被访对象几乎百分之百地表现出无奈。(新华网)[编辑： 张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