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廉　文

　　在北京海淀这块“一砖头就能砸到俩博士、仨教授”的地方，刘苏里算不上什么名人，但他创办和经营了十载的万圣书园却在这一带，甚至在整个北京城赫赫有名。曾有爱书人撰文：“作为一家以经营社科类学术著作为主的民营书店，它丰富的学术养分滋养了一批批孜孜不倦的知识分子，万圣在北京读书圈里口碑甚佳。”季羡林老先生也在一次文化沙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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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海淀三家民营书店，万圣书园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

　　1983年，刘苏里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0年后，创办万圣书园。他希望用开书店的方式给喜欢经典、喜欢传统的人保留一块地方。“干这一行最大的乐趣是，从你手上贩卖出大量的知识，卖给了那些真正需要的人。”

　　然而毕竟是下海，苦恼随之而生。在一次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主办的有关《中国民营书业发展研究报告》的讨论会上，刘苏里愤怒的差点儿拍起了桌子：“这个行业（图书出版发行业）几乎是最落后的行业！……在这一行里，民营企业遭遇的不公平太多了！”从“红帽子”到“二渠道”，再到今天的“民营书业”，万圣的头上一直顶着各种各样的“帽子”，而这些帽子的背后则是无处不在的歧视性待遇。

　　1993年的万圣书园，在法律上不属于创办者。按照当时的政策，民营资本想涉足图书出版业，必须找一个国有单位挂靠。万圣书园找到了某部委下属的一家公司作主管单位，带上了一顶集体企业的“红帽子”。这样，刘苏里必须每年向主管单位上缴“管理费”，而“它实质上又为你做不了什么，只是年检的时候盖两个章子”。“更要害的是产权不明，因为从法律意义上讲，那不是你的财产，是集体的财产。”因为这顶不得不戴的“红帽子”，“许多企业最后都完蛋了。”

　　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确认“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万圣书园摘掉了它顶了四年的“红帽子”。但“二渠道”（“一渠道”为国营书店）的帽子依然带在万圣头上，依然面临着“能卖什么，不能卖什么以及你不能卖，另外的人能卖的问题”。

　　教材是图书行业中利润率最大的类别之一，但民营书业对此不能染指。一般图书的流通方面，民营书业和国营书店“平分秋色”，但在税收上，新华书店有返税，民营书店却没有。

　　刘苏里曾多次接到海外的邀请函，邀其考察，却都不被批准，因为万圣书园是一家民营书店。

　　民营书业遇到的更大阻力还在于融资。“一个成功的企业发展过程中怎么可能不融资？行内公认国营书店的信用低于民营，但为什么它能贷来款，民营的却非常困难？”刘苏里说，许多企业因为融资渠道不通，“贷款下不来就非法融资，非法借贷。”很多人为这个事情付出了代价。

　　2003年，新闻出版总署出台《出版物市场管理规定》，为取消民营书业“二渠道”的帽子做出了努力。但是，即使政府法规明确表态，平时交易中那种歧视性的观念依然难以破除。“直到今天，依然有出版社在供货单上写着‘民营书店，款到发货’。”

　　就像一个国家要扶持芭蕾舞、交响乐队一样，很多国家都对小型的独立书店有扶持政策，因为对于一个国家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来说，小型独立书店由于自身的特色，其作用不容忽视。

　　刘苏里说：“我们现在其实并不期望扶持和优惠，我所希望的，只是公平。”他还说：“中国正在坚定不移地融入世界，政策方面的空间一年比一年好，我看到了许多光明的东西，我很看好下一步的发展。”（《瞭望新闻周刊》2004年第1期）（来源：文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