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葛彪　实习生 杨彦辉

　　编者按

　　传统意义的新年还没有过完的时候，城市里就已有一拨又一拨的农民工涌入。新一年开始，他们满怀着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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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本报记者与省会上百名农民工进行了一次“亲密接触”，记者倾听着他们的诉说，为他们在这座城市中遇到的艰难忧心，也为他们始终充满憧憬的执着感动。我们希望，社会各界能共同审视和关注农民工的生存与就业状况。

　　生存故事:打工，为希望漂泊

　　中国人本来就有安土重迁的传统，土里刨食的农民也多是出于无奈而出来打工，补贴家用、筹集药费、供养子女上学，每个农民工身后，都有一个苦涩而充满希望的故事。

　　单大妈已经50岁了，河南驻马店人，她沧桑的脸上满是风霜留下的印记：“岁数大了，只好找些保姆一类的活计。”今年是她第四年来石家庄找工作。说到原因，她叹口气：“唉，小儿子有病，每年要很多的医药费，老头子身体又不好，没办法。”后经记者了解，单大妈从初五到石家庄市以后，一直在火车站候车室过夜，夜间经常被冻醒。想想孩子的病痛，想想往家里寄钱的幸福，她又裹紧衣服，带着憧憬在寒夜中睡去。

　　四川内江的小杨经历了两年的打工生活，他跟记者一般年纪，他很坦白地讲了自己打工的目的：学点技术，挣些钱成家，攒些钱做个小生意。

　　点评：如同风中飘絮的农民工，对他们来说，找工作的压力与沉重的体力工作、低微的收入都还无所谓，他们更需要的是城市的接纳。

　　内心诉说:歧视，让我心太寒

　　“曾遭遇白眼、呵斥。”很多农民工兄弟都曾这样诉说。安徽的小何直言不讳地说：“人们通过穿着打扮就可以认出我们是农民工。这很正常，没有钱买好衣服，工作时衣服一转眼就变得脏乎乎的，整天忙忙碌碌，哪有太多时间洗衣服？我们的收入和工作环境决定我们看上去就是民工。”

　　小何说，坐公交车、进饭店、去超市，总会遭到有人别样眼光的审视；更不能容忍的是有不道德的人对农民工无端臭骂，一些难伺候的老板更是如此。记者采访的一些民工表示：干工作再脏再累也没事，就怕在城市中受到歧视。同样是人，频遭白眼的感觉让一些民工的心都凉了。

　　农民工赵玉清对记者说，或许，大多数农民工缺少的不是好的身体素质和向上的思想，而恰恰是社会的理解和关心，甚至，他们最渴望的是最基本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尊重。民工们在城市里每天重复着简单沉重的工作，他们说，我们希望城市的认同，希望能平等生活在这片天空下，希望这个城市的包容：“我期待，身边不再有歧视的眼神。”

　　点评：可以说，农民工提供的劳动，让我们的城市更干净、更漂亮，也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更舒适。从某种角度上说，他们的劳动已成为我们城市中不可或缺的支撑，他们得到的，更不应是白眼与辱骂，而是尊重与关爱。

　　打工苦闷:求职，遭遇多少痛

　　欠薪，挥不去的痛

　　2003年，欠薪无疑是点击率非常高的词汇，在这一年里，省会上演了一幕幕讨薪的辛酸故事。农民工本来就属于弱势群体，挣着并不高的工资，而就是他们这些血汗钱，却也不知被多少黑心老板吞没。

　　记者在裕华路地道桥头，看到老吕在寒风中摆弄着双手，他来自山东德州，是第二次来石家庄务工谋生。为供两个上高中的儿女，他只身外出，目前他和几个人挤在3元住宿一晚的小旅店里，每天坐在桥头等老板招工。提到欠薪，他无奈地笑笑说，“如果一个农民工没遇到过欠薪，那他就还不算是真正的农民工。”谈到去年在石家庄忙碌一年毫无收获，这个两名孩子的父亲眼睛里闪着泪光。

　　带着家人的希望，他和几个工友在省会东三教一个建筑工地干活，老板先是承诺按月发工资，但只干了一个月，老板以活干得不好为由，拒绝给老吕和工友们发放工资。无奈，老吕离开了，随后就听说一工友因向该老板讨要工钱被痛打一顿。

　　点评：“我们有什么办法？”碰到黑心老板，大多数农民工都表示会自认倒霉。农民工们问：我们付出了艰辛劳动，为什么总被欠薪困扰？在省会上演过无数次的“跳楼秀”映射出的尴尬，不是来自农民工，而恰恰来自社会。帮助他们是我们的责任，谁都不能推脱。

　　合同，无奈何的痛

　　来自安徽的李正在某建筑队打工，老板是他的同乡。他一到工地便签订了劳动合同。虽然工作辛苦，但他每两个月都能领到工资。可以说，李正算是幸运的，但很多农民工却只能“黑”着打工，没有合同，更谈不上保障。

　　不签劳动合同，为“欠薪”埋下祸根。河南农民工郑志坚无奈地说，“我们是想签劳动合同，可用工老板不跟我们签。况且有些小的建筑队、装修队本身就没有营业执照，人家用的就是咱这廉价的劳动力。为养家糊口，我们也只好干没有名分和不保险的活计了。你想，连吃饭都成问题时，谁还在意签不签合同？”此民工的一番话发人深省。

　　点评：有关部门应当加大查处的力度，看看哪些用工者没有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前期的工作做细了，每到年底的欠薪问题也应当会大大减少。

　　记者调查:就业之路不好走

　　据记者调查，在省会务工的农民工大致从事以下行当：建筑装修、搬运搬家、饮食服务、家政等，这些工作大多属于低收入的工作，收入在每月200元至800元不等，平均月收入在400元左右。目前，省会还没有专门为农民工提供就业的正规场所，除了那些投亲靠友的民工，其他农民工兄弟在哪里找工作呢？

　　上“合法黑中介”的当

　　很多初来乍到的农民工多有到职业介绍所找工作的经历，那也多是一种被骗的经历。湖北黄冈的刘建鹏去年在石家庄火车站一职业介绍所找工作，工作人员倒是满热情，说交80元钱后绝对可以找到工作。钱交了，刘建鹏也应聘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后来他了解到，自己不会成功，或者是应聘单位和职介所原本是老相识，或是职介所从招聘信息上抄来的应聘信息已是老皇历了。刘建鹏先后去过4个职介所，极低的成功率和职介所工作人员的冷热脸，让他对这些“合法”的职介所失去了信心。钱没挣到一分，却向职业介绍所交了很多钱，和他有过相同经历的农民工不胜枚举。

　　在“非法”劳务市场寻找希望

　　走在联盟路、中山路上，你可能会留意到，不少农民工装扮的人在街边驻足。这里就是一些分散的农民工劳务市场。胜利街与裕华路地道桥交界处，有一个农民工自发形成的劳务市场，是一个“非法”劳务市场，每天约有数百名农民工守候在此。每有雇主来找工人，总有一大群农民工围上来。他们能找到的是一些脏累的工作，收入很低。由于省会没有正规的农民工职业介绍场所，“非法”劳务市场就成了他们寻求工作的惟一门路。

　　建议：据记者了解，很多在省会的农民工，找工作的主要渠道是“非法”劳务市场。而现实是，一方面很多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很多用工者找不到需要的农民工。城市能否成立官方组织的机构，专门为农民工与用工者搭桥，同时，有关部门也应严厉查办骗人的“黑中介”。

　　谁为农民工提供教育机会？

　　“来城市打工有外出务工证吗？身份证有吗？”面对记者的问询，很多来石找工作的农民工很茫然。由于劳务市场不规范，很多农民工都是只身来打工。

　　据一位劳动部门人士介绍，很多民工普遍缺乏基本务工常识，他们大多抱着碰运气的想法，结果很多人被黑心老板利用。该人士认为，应有相应组织，登记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详细情况，此举也会对社会治安起到促进作用。虽然有关部门为农民工发放了外出务工证，但由于农民工求职市场不规范，很多证件在求职中并不被提及。

　　记者抽样采访得知，80%以上农民工只有初中文化，不熟悉法律政策，绝大多数人不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而农民工输入输出地，也没有为提高他们的务工常识做更多工作。

　　建议：面对农民工，有关部门是否可成立专对农民工的教育组织，以此提高他们的素质。这样，受益的不仅仅是农民工，更会是我们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