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新 闻 浙江金华确定卖淫嫖娼标准

　　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日前在所辖区域内推出新的确定裁量标准，确定卖淫嫖娼界限，规范执法行为。据悉，这一新标准出台在全国尚属首例。

　　卖淫嫖娼应不应该拘留？过去在对待此类问题的认定和处罚上，存在一定的模糊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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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争议。浙江金华警方针对这种情况推出试行的新标准，严格区分通奸、非法同居与卖淫嫖娼的界限，禁止对熟识人员之间通奸关系或非法同居关系按卖淫嫖娼处理。此外，金华警方也对卖淫嫖娼行为的处罚自由裁量空间进行合理分割，将违法行为分为几个档次，每个档次给予不同的认定和处罚。

　　当地百姓认为，警方推出自由裁量基准制度，明确了卖淫嫖娼界限，有利于杜绝民警执法中随意裁量和裁量不公，提升公安机关良好形象。（详见本报2月14日12版）直评细化规则将减少执法侵权

　　我国当前的法律只强制禁止三种性行为，即：强奸、重婚和性交易。根据公权行使“法无授权不得为”的原则，公安机关“没有结婚证不得同住一室”即“禁止非婚同居”的治安管理规定，不具法律效力。公安民警办案中，常常将通奸和非法同居当成卖淫嫖娼定性、量罚，其实已经构成了对公民合法权利的侵害。当然，他们在道德上和婚姻法律关系中需要承担的责任，另当别论。

　　而对真正的卖淫、嫖娼的处罚，各地公安民警的裁量往往很随意。本地人与外地人、熟悉的与不熟悉的、打过招呼的与未打过招呼的，行为人之间的量罚完全不一样，许多“人情案”“关系案”“油水案”往往因此滋生。

　　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此次推出新的卖淫嫖娼细化裁量标准，明确了卖淫嫖娼的界限和卖淫嫖娼量罚的等级标准，有利于杜绝民警执法中普遍存在的随意定性和裁量不公的侵权行为。摘编自《燕赵都市报》2月14日文/林平顺辨析 新标准未动其根本

　　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对卖淫嫖娼作出了严厉的处罚规定。但由于其规定过于宽泛，从而给执法者留下了过大的自由裁量权，甚至出现警察为追求罚款指标而制造“处女嫖娼案”、“夫妻嫖娼案”这样的荒唐事。

　　但是，我们并不能将这些问题完全归咎于警察的素质不高。一项好的制度能使坏人变好，一项坏的制度却能使好人变坏。《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第30条给警察处罚方式的选择过宽，可谓“留足了空间”。高额罚款几乎是无成本的收益，拘留则要付出人力等成本，而收益却很不具体，既然在高额罚款和处以拘留之间可以任意选择，选择高额罚款几乎是必然的。而对于被处罚对象来说，大部分人由于顾及脸面而宁愿被罚款。在这种背景下，金华市公安局明确了卖淫嫖娼的界限和裁量标准，应该是个不小的进步。

　　但是，如果就此认定能够杜绝对卖淫嫖娼的乱罚款，那也是很不现实的。首先，警察乱罚款的动力依然存在。取消罚款指标、真正实行收支两条线、保证公安机关经费，才可对乱罚款釜底抽薪。其次，新规定仍然为乱罚款留有活口，警察依然可以在报送劳教和高额罚款之间自由选择，5000元以下的概念本身也太模糊。

　　所以，我们只能认为，金华警方的规定只是动其枝节，而未动其根本，从而很难完全杜绝警察乱罚款。摘编自《燕赵都市报》2月14日文/王希忠求是 立法明确执法才能规范

　　近年来，公安机关严厉打击卖淫嫖娼现象时出现了一些问题：以罚代刑的普遍；人情案、关系案大量存在；一些地方为了“创收”，任意扩大打击范围。

　　个别执法机关、人员在自身利益驱动下，背离执法职责，执法犯法，当然是重要原因。在卖淫嫖娼行为认定以及对不同行为如何处罚等问题上，标准不够明确，导致执法人员自由裁量权过大，给了一些人可乘之机，这方面的问题同样不可忽视。其产生的后果有两个：一是对应该打击的卖淫嫖娼行为打击不力，放纵了违法犯罪；二是对不在打击之列的所谓“卖淫嫖娼”严厉打击，损害公民的合法权益。

　　行为性质、社会危害程度等不同，需要给予的处罚也不同。自由裁量权是执法机关、执法人员公正执法所必需的，在打击卖淫嫖娼工作中也不例外。但是，一旦自由裁量权空间过大，而这种“过大”又和执法人员整体素质有待提高的现实联系在一起，自由裁量权就可能成为知法犯法的幌子，滋生种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现象。而细化裁量标准，把执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限定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执法将因为标准的明确而走向规范。

　　我们欣喜地看到了这样的现实：在金华市公安机关细化的标准中，已经明确了对熟识人员之间通奸关系或非法同居关系，不按卖淫嫖娼处理；明确了介绍、容留卖淫嫖娼二人以上，明知患有严重性病而卖淫嫖娼，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那么想以罚代刑弄几个钱花的人，也可以断了这种念头。执法标准的明确，压缩了执法机关乱来的空间，为公正执法奠定了基础，公民的权益有了更加坚实的保障。

　　对卖淫嫖娼进行分类处理，带给我们有关执法明确性的思考。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准则，法律需要明确，惟有如此，公民才能对自己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有预知，从而决定干什么，不干什么；也只有明确，才能防止司法者对法律的随意解释，防止执法活动中掺入执法者的个人因素，偏离法律规定的精神。法律规则是否明确，标志着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

　　顺便说一句，金华公安机关规范执法行为的做法，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尽管这种利益并不正当）为代价的。显然，并不是每个地方、每个部门都有这样的境界和觉悟，所以明确执法标准的工作，不能等执法机关自行启动。摘编自《南方都市报》2月14日文/李曙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