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浙江，GDP从1978年的124亿元增加到去年的9200亿元，经济总量一举步入全国四强行列，城镇和农民人均收入位居各省区之首

　　浙江经济能够持续20余年“井喷”，主要得益于体制创新的先发优势。但是，仅靠一个“先发优势”，现在已经难以快速牵动越来越庞大的浙江经济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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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以千计的企业排队等地

　　土地、能源、人才乃至水等重要生产要素全线告急！时下的温州、台州、义乌等地，数以千计的企业排队等地。绍兴县委书记徐纪平告诉记者，按照眼下的发展态势，绍兴县3年之内就将遇到“发展极限”问题，大的生产要素严重短缺，无法支撑高速的GDP增长。

　　首先是土地问题。徐纪平说，如果充分满足企业的土地需求，马上就会触及基本农田保护这条“高压线”。近年，绍兴不得不在海涂上围垦了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以解燃眉之急。

　　“能源荒”又是一个令人焦虑的阴影。据统计，浙江电力消费弹性系数由1998年的小于1提高到2002年的1.56，去年更是超过了1.7。如今，浙江许多地方出现“路灯亮一半，工厂轮班开”的现象。据介绍，去年非典给浙江GDP造成的影响是下降0.3个百分点，而“能源荒”拉的后腿却下降了0.6个百分点。

　　浙江为数不少的私营企业，目前也普遍面临“虎父犬子”的尴尬。第一代创业者逐渐到了退出的时候，第二代高级管理和经营层次却后继无人。流动的农民工是浙江多数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职工的主流，“技工荒”造成不少企业的生产线难以有效运转，不少地方“10万年薪招不到一个好钳工”。

　　另外，地处江南水乡的浙江，近年来还面临严重的“水荒”。水质性缺水使得不少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都难以保证，更不用说保证生产用水。去年盛夏，慈溪、玉环等地甚至有居民到异地购买大量瓶装矿泉水，以补充生活用水的不足。

　　政府面临协调要素配置新课题

　　重要的生产要素是经济发展的“金白银”，是不可逾越的栅栏。浙江省省长吕祖善说，尽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是市场，但改善生产要素的配置状况、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应该是政府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政府的重要工作。

　　面对“能源荒”，浙江省政府提出确保“三个千万”，即1000万千瓦电力装机建成投产，1000万千瓦电源项目开工建设，1000万千瓦储备电源项目做好前期工作。按照这一部署，浙江发电用煤将在去年2600万吨的基础上，实现翻番。

　　为确保煤炭供应无后顾之忧，吕祖善去年底带领全省各地11个市长和省级大型能源企业经理，前往山西、内蒙古等地“谋煤”。通过充分磋商，浙江分别与大同煤矿、神华煤炭运销公司和中国煤炭进出口公司分别签署了“煤炭供应中长期合同”。按照合同，从今年起，这3家大型煤炭企业将逐年增加对浙江的供应量。到2010年，浙江仅从这3家煤炭企业就可以获得至少4000万吨的电煤供应。

　　有专家指出，这种政府推动、企业签署的重要生产要素的中长期买卖合同，具有创造性，探索了资源跨区域配置的新思路。

　　浙江省政府办公厅财经处处长陈广胜说，市场经济体制越成熟，市场细分越具体，不同区域间的互补性就越强。重要生产要素跨区域配置的关键是建立新的配置机制，从而促进配置者和配置对象的充分衔接。这是政府面临的新课题。

　　用“浙江人经济”取代“浙江经济”

　　去年底，在呼和浩特举行的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发展交流会上，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杨晶提出，内蒙古近几年将新增3000万亩耕地，可组织浙江农民和农业企业前来经营，从而形成浙江在内蒙古的“粮食飞地”；浙江供应蒙古和俄罗斯的边贸产品，可以到内蒙古建立加工园区，浙江方面可以把税务机构同时带到园区，从而形成“工业飞地”；内蒙古还可以把新的煤矿交给浙江的企业开发，把生产的煤炭运回浙江，形成“能源飞地”。

　　资源小省是浙江的客观现实。从上世纪末开始，大量浙江企业因为受重要生产要素的“瓶颈”制约，纷纷外迁。一开始，不少地方的领导十分忧虑，认为“肥水流了外人田”。而眼下，浙江省主要领导在越来越多的会议上提到，既要注重GDP，又要注重GNP，要用“浙江人经济”逐渐取代“浙江经济”概念。浙江人多地少，要突破发展极限，就必须树立起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统一大市场的观念。企业只有“走出去”，才能有效融入全国生产要素配置的大格局中，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新华社供稿记者　潘海平）（来源：人民日报·华东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