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人微
政府行为应依法行政，还是应依民意行政，不言自明。继去年北京市在机动车车牌号尾数中取消“4”之后，今年又有泰州、广州、深圳等城市跟进。舆论认为，机动车车牌号尾数取消“4”，是“顺应民意”之举，彰显政府行为的人性化，值得提倡和推行。
但也有人质疑：我就喜欢尾数带“4”的车牌号，取消了“4”，我咋办？（2月12日《新京报》）舆论的不一致说明了“民意”的不一致。也就是说，车牌号尾数取消“4”只是顺应了一部分人的“民意”，而对另一部分人的“民意”则并不顺应。那么，这项改革是否违背了部分“民意”？
很明显，在“车牌号尾数”上，政府行为的“人性化”体现得有点过了，至少从法理上讲，是对其他公民合法权利的限制。问题其实很简单，要顺应民意，体现“人性化”，只要允许公民选择尾数不带“4”的车牌号即可，没必要一定取消“4”。
政府行为应依法行政，而不能依民意行政。首先，政府行为应尊重权利。在权利面前，人与人的地位是平等的，而不能因人群与人群之间的大小而有所区别。“民意”与“权利”不是一个等量词，民意值得“重视”，而权利却必须尊重，政府行为不应“顺应”与权利相违背的所谓“民意”。
认为“4”是个不吉利数字并不是“迷信”，不过是要维护一种心情。所以，允许公众避“4”，也是对公民观念的尊重，确实体现了某种“人性化”。但“尊重”要有限度，而车牌号尾数取消“4”，则明显超过了限度———对那些喜欢“4”的人来说，就谈不上人性化了。
可以说，在车牌号尾数取消“4”上，在彰显人性化的同时，也彰显了政府行为的缺少理性。也许从某种角度而言，太注重于“人性化”，太注重于“制度创新”，就会过分迎合“民意”而忽视依法行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