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解决利益之争，我们担心，“到底要用多少生命为代价才能换来120的规范运作”这类问题依然难有答案

　　“到底要用多少生命为代价才能换来120的规范运作？”———2月11日，本报和《中国青年报》同时刊发了两报记者共同采写的《是谁阻碍了“生命线”》一文。报道说，在重庆云阳县，120呼救电话被不同电信商分割而治，而当地百姓对此并不知情。2月1日，一名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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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农艺师生病亟待救助，尽管县人民医院就在一街之隔，但120接通的却是另一家较远的医院，在救护车迟迟不到的情况下，最终，这位农艺师因没能及时得到救治而身亡。死者家属为此提出质疑，由此，120运行不规范问题同时浮出水面。报道中说，120运行不规范的现象较为普遍。自去年下半年以来，贵州安顿、四川成都等地也发生过“120被某家医院垄断”、救护车常常“舍近求远”的事件。与此同时，119救火电话也因被不同电信商分割而导致“远水难救近火”的事件。

　　从技术上说，解决120等公共服务类号码的接入服务并没有障碍。问题的关键是“涉及不同利益主体”，即电信商所说，你没选择我，我就不会为你服务。尽管云阳县领导态度明确，“竞争不能以牺牲百姓利益为代价”，但是，如果不解决利益之争，我们担心，“到底要用多少生命为代价才能换来120的规范运作”这类问题依然难有答案。

　　一般来说，社会生活可能发生这样那样难以预料的事情，这难免要让我们付出这样或那样的代价，包括人的生命的代价。但问题是，这代价要多高？我们能不能在尽可能的程度上，让生命的代价小点再小点？

　　在转轨时期，社会生活中往往会出现诸多始料未及的变数。比如，120求救电话被分割而治的问题，只是电信分割后的“产物”。报道说，早在一年前，120电话被分割而治导致的严重后果，已在其它一些地方暴露。或许，要求有关部门对存在漏洞或潜在问题均能未雨绸缪，这确实有些难度，但问题是，难道非要等悲剧一次次重演、一条又一条无辜的生命飘逝之后，再忙于亡羊补牢？应该说，这其中关键就是政府的责任问题，当然也有管理水平的高低问题。

　　而在更多的“常识性问题”中，管理者的责任意识更是至关重要。如煤矿安全、公众聚集场所的安全问题，均没有什么“没想到”之类的借口。如果只是因为那些意外事件都是发生在其它地方或多年之前，而放松了本地的、时下的相应预防，那么，这不是责任问题又是什么？

　　任何责任的缺失都可能导致百姓生命财产损失等诸多恶劣后果。我们不能总让百姓频频付出生命的代价之后，才一次次“引起重视”，才加以“大力整改”。让我们社会付出的生命代价小点再小点，是广大群众对政府理所当然的期待，是普通百姓对各级官员理所当然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