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治出了个吕日周，宿迁出了个仇和，两个人都是近年来风头最健的地方官员，同时也是最富争议的新闻人物。对于他们的是非功过姑且不论，但在他们身上，让我更多看到的，却是“人治”的色彩。凭一己之好恶，关万民之生计，实在是不足为训。
我们承认，无论是吕日周，还是仇和，可能他们都有一个美好的愿望，也都渴望做一些事，而且也确确实实做了一些事情，比起那些食国家俸禄而不给老百姓办事、甚至贪污腐
败，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员来，他们的确可以称得上清官、好官。但首先他们的做法不具有普遍性、持续性，一旦人去，势必政息。而更让我们值得警惕的是，在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长官意志”、“人治”色彩。我们看到，在吕日周主政长治期间，长治的新闻舆论监督力度空前，但却没有一条对于吕日周本人的负面报道；而仇和的一些做法则更值得商榷，比如他强制推行的大规模小城镇建设，“有的乡镇因完不成任务，干脆强行拆除老百姓的房子，逼其重建”，就算是好心，也是办了坏事。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是在以“意志主政”，而不是以“制度主政”。法律法条不如一纸文件，一纸文件又远远比不上某个领导的只言片语，这在法制社会的今天，不能不说是一大怪现状。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我们能记住的有几个清官？就是大名鼎鼎的包拯，经考证，也远远不如民间传说的那样清正无私，不过就是做得稍微好一些的封建官吏而已。史实往往不如传说那么可爱，而历史有时却是赤裸裸的真实。在一个人治的社会，清官、好官对于老百姓来说，只能是一个惊喜，而不能是一份长久的保证。
邓小平曾经表述过这样一个意思：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成好人，而坏的制度却能使好人变成坏人。所以说，建立一个好的制度才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好的制度远比一百个清官、好官要更可靠。
就在前两日，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在济南被执行死刑，他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继胡长清、成克杰之后第三个被处以死刑的省部级腐败高官。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制度作保证，王怀忠肯定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不铲除滋生贪官的土壤，就难以保证贪官不再产生。杀一个王怀忠，也许今后还有李怀忠、张怀忠出现。所以，关键是要建立监督防范机制，不让人犯罪，即使想贪污也没有机会。我们把对官员清正廉明的愿望寄托在某个人身上，远不如寄托在一个完善的制度上可靠。一个好的制度，才是人民真正的福祉。
（生活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