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舸在中国现行的语境里，“卖淫”和“嫖娼”不仅被视做不道德行为，而且被界定为违法行为。既然是违法行为，那么就会有相应的治安管理处罚和刑事处罚。但是，卖淫嫖娼和非法同

　　居、通奸的界限是什么？警方在处理这类问题上如何界定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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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4日，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在所辖区域内探索性地推出新的细化裁量标准，确定卖淫嫖娼界限，规范执法行为。据悉，这一新标准出台在全国尚属首例。（2月13日《光明日报》）

　　金华警方此次的改革，大体是这样的：严格区分通奸、非法同居与卖淫嫖娼的界限，禁止对熟识人员之间通奸关系或非法同居关系按卖淫嫖娼处理。对卖淫嫖娼行为的处罚自由裁量空间进行合理分割，将违法行为分为几个档次，每个档次给予不同的认定和处罚。它的作用在于，在承认自由裁量权本身具有的一定合理性和必要性前提下，将“抽象”的权力内化为具体的操作标准。

　　法律界有一句名言：“法律从制定出来的时候就已经过时了。”新的法律关系不会因为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而不去产生。所以，只有允许自由裁量的存在，才可以在此基础上，为以后法律的制定和完善创造条件，打下基础，这就有了执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可是，世界上没有不受限制的自由，既然自由裁量权是法规赋予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中、依据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的原则，自行判断行为的条件，自行选择行为的方式和自由作出行政决定的权力，那么作为这种权力的执行者，必须要学会“戴着法律的镣铐跳舞”，而不是真的去自由发挥。否则，自由裁量权就可能违背其初衷———更好地运用法律原则去保护公民权利，而形成对公民权利的侵害。自由裁量权的泛滥，可能比其他的违法行为更具有破坏性。

　　这次金华警方对自由裁量权的标准细化，实际上又回归了法律的原本宗义———法律还是要依靠一条条明晰而准确的法规，来规范人的行为。这里所指的人，不仅是违法者，也是执法者，或者更笼统说是所有人。在一个法规更加完备的社会，平民不担心执法者会滥用权力，执法者也不用担心自己的“自由裁量”被指责为不公。成文法的局限性决定了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即合理”，而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又必然要求对自由裁量权辅之以更具操作性的法规细则，“合理即存在”。依循这样的因果关系，法律与现实相辅相成的螺旋式发展道路才能铺就而成。

　　同时，我认为，仅仅对自由裁量权进行标准细化，还是不够的，因为只要一种权力掌握在人手中，就有出现执行偏差的概率，除了事先预防外，事后追惩制度也是必要的。对于因为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政权行使主体，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可以使其不敢滥用自由裁量。离开了责任行政的原则，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将失去存在的基础，也失去了判断合法、合理的意义通过对行政主体和行政人员双方的责任追究，并形成既定的成文规则，促进其更好使用权力。它的形式可以是首长负责制、公务员的执法责任制等。

　　不仅是针对“卖淫”和“嫖娼”，也许，在任何一项行政执法行为中，自由裁量权都应当接受这样一个原则：最大限度地限制公权力行使的“自由”，是为了让民众享受更多合法权利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