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新闻 体育 娱乐 游戏 邮箱 搜索 短信 聊天 点卡 天气 答疑 导航
新浪首页 > 新闻中心 > 国内新闻 > 正文

福建青年美国蒙冤纪实:讲义气坠入陷阱成替罪羊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2月16日19:18 新华网

  美国,是令许多人向往的国家。无数新移民来到这里,有的以超越生命极限的奋斗拼出了一片天,也有的愁苦煎熬终无头,过早进入黄泉……

  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真实故事,它讲述的是一个福建非法移民,在20多年前历尽艰辛来到美国,尚未站稳脚跟,就被牵入“抢劫案”,被捕入狱并判刑。就在即将刑满释放时,监狱里发生了一件凶杀案。当地法官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仅凭两名“证人”的口供,就
美妙时光产权酒店 紫光台式电脑
小户型主阵容揭晓 多媒体互动学英语
判处他25年至终身监禁。这意味着现年已40岁的他将在狱中度过余生。他的遭遇引起了无数海外人士的关注与奔走呼号……

  《环球》杂志 刘劼

  走进美国监狱

  一个远在东方的华人,为寻梦来到美国,不料却锒铛入狱长达20多年,并且还将继续在狱中呆下去,他的名字叫王健展。这件事引发了海外民权人士长期为这桩冤案奔走呐喊。带着同情与不解,我开始了起自纽约上州沙文甘克监狱(ShawangunkcorrectionalFacility)的采访。

  沙文甘克监狱是距纽约市百余英里的小镇,约定的采访时间是上午9点,我们凌晨5点就从纽约出发,赶到那里正好8点半。那天,天色阴沉,呈现在眼前的是布满铁丝网的监狱建筑楼群,楼群正中,是一个高出四周的方型瞭望塔,上面有警员在巡逻。

  为记录下这特殊的地域,我用相机刚拍下一张照片,突然刺耳的警笛响起,即刻就有一辆监狱警车驶来截住了我们,警察当场没收了我的相机。另有一辆车也赶来,正好把我们围在当中。一个当官模样的人走近我们,当问明我们是来采访时,他们态度好了许多,尽管没有收缴相机,但我们已经受了不小的惊吓。

  来到监狱入口处,登记完姓名、地址后,接待员允许我们留下相机,笔记本,录音机等采访工具,其余东西只能放入接待室箱子里。

  过安全检查门时,检测仪总发出“叽叽”的叫声,直到取下项链,戒指,手表等随身物品后,才算通过。警员确认无危险物品后,在我们手上盖上无色看不清字迹的印章。

  一名警员带领我们步入了一道自动开启的铁门,身后“哐当”一声,铁门关住了。在空荡荡的小房间,警员让我们把盖有印章的手背在墙上的检测机上扫过,侧身的另一道铁门又“哗——”地开启了,进入到另一间屋时,后面的铁门又“哐当”地合上了。还未进入牢房,我们已经深深感受到了监狱的森严可怕。

  警员把我们带到一间指定的媒体采访间,再次叮嘱我们,拍照时只许以墙壁为背景,不能照到其他任何地方。说完,他坐到了房间外守候,透过玻璃,他可观察到屋内的一切。

  几分钟后,王健展被警员从另一道门带入,他身高1.75米左右,消瘦的面孔看得出颅骨的轮廓。他身穿红色囚衣,面带微笑,分别与我们握手后,坐到桌子对面。

  20多年的监狱生活,他已经不太习惯说福建家乡话,只能用英语交流。他说话的语速很慢,从外型和举止动作来看,他都更像一个僧人。他告诉我们,这些年,他一直靠打坐和读宗教书籍来平定心境。他19岁入狱,在狱中度过了大半生,几乎没有享受过人生的乐趣。当问及有没有交过女友或想过婚嫁之类的事时,他腼腆得不知如何回答。他说,他依靠打坐度日,从不让这类的想法在脑中出现。然而,说到平反出狱,他却表现出急切和期盼。他说他要获得自由,哪怕出去没有吃的、住的,愿从零做起。谈到过去,他显得伤感和失意,他循着自己的思绪,讲述着来美国后的情形。:

  讲义气坠入陷阱

  王健展出生在中国福建,后随母亲移居香港。他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同胞胎妹妹。在他17岁那年,母亲用6万港币,换得一本到美国的假护照及飞机票,他只身来到美国,但未能获得入境,他又回到香港。3个月后,提供护照者亲自带着他,经过阿拉巴马进入了美国。

  那时,王健展的父亲已在美国华盛顿餐馆打工。父亲生活状况差,没法为儿子提供住处,王健展只好到曾在香港认识的一个朋友处投宿。

  17岁的王健展靠帮朋友做房屋装修维持生活。他说,那阵子他生活很单纯,平时打工,周末休息,偶尔由叔叔带着到中国城转转,或在家里看VCD。他除了爱看电影外,没有任何嗜好。在他当时的意识里,朋友是最重要的,对朋友的任何需要,都要给予帮助。

  1983年的一天,提供给王健展住宿的朋友约他去帮人要工钱,据称这位朋友的朋友在长岛一家华人餐馆做工,被无故炒了鱿鱼,他要向老板要1万元的补偿,王健展二话没说就跟去了。

  当时,他俩带着一把枪去找餐馆老板,老板见他俩年轻力壮,手中还拿着枪,吓得当场就答应给钱,让他们过后来取。

  一个星期后,王健展的朋友打电话说,老板的钱已准备好,他有事不能去,让王健展去拿。于是,王健展独自去了长岛。

  到达长岛后,已经是晚上,天蒙蒙黑,他凭着记忆找到老板家,但迟迟不敢敲门,他不能确认这是不是上次来过的老板家。犹豫之中,他打算走出院子再看看。这时,屋里出来了5个穿便衣的人把他拦住了。王健展见他们身上都挂有枪,就未敢再动。他们问王健展到这里干什么,王健展说找老板拿工钱。这些人亮出了警察身份,说是专门在这里等他的。就这样,王健展被逮捕了。

  回忆受审的情形时,王健展说,他被要求靠墙站着,听到有人指控他持枪抢劫,但看不见这人的面孔。在被扣上手铐送交刑事法办之前,他一直认为自己只是帮朋友取回工钱,而且当时并未带枪,更没有抢劫的意思。但他却不知道老板用的是缓兵之计,在他到来前已经事先通知了警方。而他那位老到的朋友则躲过了陷阱。他曾试图为自己分辩,然而他不会说英语,就连委屈也无法表达。就这样,王健展被控“抢劫罪”,判处8至25年徒刑。

  王健展回忆这段经历时痛苦无奈。他说,让他蹲监狱的这个朋友的朋友,他从未见过面,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从他进监狱后,让他去拿钱的这位朋友也再没见过面。

  王健展被捕后,他父亲十分痛心和失望。这位父亲为了让后代成材,很早就外出打工,千辛万苦来到美国,就是希望独生儿子能在美国发展。他原计划在美国陪伴儿子,直到退休再回国。儿子入狱后,他一气之下,立刻离开了美国。这一走,父子再也没有见过面。由于长期郁闷,父亲于2003年初,在中国去世。:

  一案未了又成替罪羊

  王健展在狱中对自己的行为有过深深的反省,他谨言慎行,认真接受劳改,企盼8年刑期满后,能以“无过错”很快释放出狱。一度,他曾看到了获得出狱的一线希望,然而,一件意外的事件又发生了。

  1986年冬一个下雪天,在纽约上州克林顿郡的监狱里,下午2时45分时,犯人刚结束户外活动,正在各自的牢房入口排队回房间。刹那间,容纳700人的体操场变得异常安静,一些人匆匆朝着一个出口处涌去。王健展此刻正与一位姓陈的中国人和一个印度人在自己牢房的入口处排队,他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也朝那里走去。他听人说,有一个黑人被杀了,他担心那会不会是他的一个非洲裔朋友?透过人群的腿间隙,他看到地上躺着一个身穿墨绿色外衣的人,他想起他的非洲裔朋友也有一件同样颜色的衣服。为看个究竟,他挤到了人群前面,当时监狱警察已经到了现场。

  死者名叫朱利斯,他趴在地上,人面朝地,血从后颈部流出。王健展见到死者不是自己的朋友,就离开了案发地。

  回到房间后,王健展如同往常一样,阅读刚刚拿到的报纸。两三个小时后,监狱警提审他和另一名陈姓中国人,对他俩全身搜查了一遍。

  警察问:“你知道刚才发生什么事?”

  王健展说:“我看到一个人躺在地上。”

  警察说:“你知道是谁杀的吗?”

  王健展说:“我没看到,那是你们调查的事”。

  警察说:“有人说是被中国人杀的。”

  听到这,那姓陈的立刻反驳,据理力争。他凭着流利的英语,让警方无懈可击,不得不把他放回牢房,却把王健展单独隔离了起来。

  当时,监狱里有各种帮派,帮派内的成员约定俗成地站在同一立场,对帮派内的成员往往相互包庇护卫,谁要出卖帮派内弟兄,谁就被视为“SNITCH”(意为帮助政府把一个清白的人整垮的人)。这人不仅会遭到歧视,还会遭到报复。尽管当时有人目睹了杀人现场,但狱警调查时,犯人都守口如瓶,以一股群体的力量抗拒着调查人员。

  这个拥有2200名犯人的大监狱,有4个观察塔,在杀人案发生的时候,距事发地点最远的一个观察塔上,一个叫理查德的警员说:“我在用望远镜观察案发现场时,发现了王健展。”他的说法,成了当时惟一的证据,理查德自然成了指控王健展杀人的第一个证人。

  为了配合这个证词,在王健展之前赶到杀人现场的两名警察,将原先写的“我们看到王健展走过来”的字迹抹掉,改写成“上校派我们到现场查看,见死者躺在地上。”

  在监狱的另一端,一个冤案的“合理性”证据正在形成——监狱警和一个并不在杀人现场的白人谈话之后,这个名叫德尔法拉的人也成了指控王健展杀人的证人。

  就在案发的当天晚上,王健展被关进了专门关精神病犯人的特别牢房,房间没窗户,48小时不能出房门,这一关就是18个月。

  王健展用愤怒和吼声发出他的委屈和不平,然而,没人听得懂他那带有福建腔的初浅英语,回应他的是冰冷的墙和漫长的黑夜。:

  有口难言被判罪

  回忆给王健展判刑的情形,《美洲华侨日报》记者黄桂荣说,那天他作为采访记者和中国领事馆的一位领事出庭。法庭内全是白人,王健展因为没钱,请不起律师,由法庭指派一名律师辩护。这位律师是个不出名的普通律师,办案如同履行公务。他事前既没有找王健展谈话,也没有看调查报告,辩护时他对王健展杀人的可疑点——杀人动机——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而且,传唤的证人是监狱单方面提供的。凭着这俩人的供词,法官就将王健展定为二级谋杀罪,判处25年至终身监禁。

  在美国主流媒体有影响的《亚洲人》杂志,在一篇分析王健展冤案的文章中指出,从1986年6月以后的10个月里,王健展在多次出庭时都没有翻译。语言不能交流,一直未引起法庭质疑,就连王健展的律师都错误地以为王健展是说广东话。审判的当天,法庭从当地中国餐馆请到一位翻译,此人不懂法律用语,也不懂福建话,无法很好地传达王健展的意思,加上翻译是法庭请来帮忙的,不可能为被告的利益尽心做事。

  王健展在回忆审判情形时说:“我当时很害怕讲话,我怕讲错了话,他们把翻译带走,我又没有翻译了,我那时只盼望律师和翻译能帮我。”

  被判“杀人罪”后,王健展受到极大的打击,8年刑满出狱的希望彻底破灭。

  王健展想,先前被判“抢劫罪”,那是出于自己莽撞无知,他可以认罪,也反省过自己,决心出狱后重新做人。可“杀人罪”完全是无中生有,是对他的冤枉,他不可能认罪。他曾想,只怪自己英文不好,没有能力为自己申辩,加上没有外面的亲戚朋友帮助,势单力薄,自然成了“替罪羊”。他一直认为,如果他是白人,就不会被栽赃。一想到这些,胸中就燃烧起愤怒的烈焰,他想报复。那段时间,他的情绪狂躁,一触即发。他不再搭理狱中的白人,时常顶撞狱警,久而久之,他成了狱警的眼中钉。

  一天,王健展刚洗完澡,5名狱警走进来,把他的干净衣服往潮湿的地上丢,又让王健展捡起来穿上。王健展不穿,他们即刻将他铐上手铐,按在地上,用棍子劈头盖脑打了一顿。这次,王健展被打成重伤,事后送医院时,狱警则称是王健展先打人,他们才出手制服他的。

  回忆狱中的经历,王健展无奈地直摇头,他说:“最难应付的是狱警,他们会用威胁手段从精神和肉体上打垮你,让你心服。”

  王健展明白,他身负的8至25年“抢劫罪”及25年至终身监禁的“杀人罪”,意味着他将在狱中度过余生。他不服,他从未停止过上诉。狱警见他总在写上诉书,就说:“写那么多干嘛,谁会相信你?”也有个别狱警会私下安慰他:“我知道你是无辜的,可整个司法系统就这样,你已经被牵扯进来,就不会改变。”

  正像这位狱警所说,王健展一次次的上诉都以失败告终。

  1999年4月16日,法庭再次驳回了王健展的上诉书。法官在驳回书上写道:“王健展案并没有什么法律问题需要审理。”

  同年4月27日,《纽约时报》在一篇题为“法官拒绝了一个监狱谋杀犯的上诉案”的文章中,分析王健展上诉平反案的艰难,指出:“法院发言人也承认,上诉法院往往只会从5000件上诉案中受理100件,除非是死刑案,上诉法院对法律上的过失限制非常严。”:

  在狱中千锤百炼

  王健展从1984年入狱至今,已经先后转换过7个监狱,每到一个新环境,他都得用意志和体力去适应。

  最初,他连饮食都不习惯。吃饭时,看到发硬的糕点和生冷食物,他连看都不想看,为此,身体逐渐消瘦。更难的是,随时有犯人用武力挑衅他。他说,周围的犯人都比他大,加上他又不能说英语,总有一些暴君似的人欺负他。当年,他凭着年轻的体力拼命与他们打,慢慢地,别人都知道他能打,就不再找他的麻烦。

  监狱里帮派很严重,不加入帮派,孤单一人往往会被欺负,尽管如此,王健展仍拒绝参加帮派。他说:“进入帮派,只要有需要,不管有理无理你都得出来打,我已经因为做事不考虑付出了太多代价,不能再这样做。在监狱里,为了自我保护,就得很男性化。”

  狱中生活也使王健展懂得了英语的重要。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英语。他的英语老师南昌希回忆说:“在监狱教书的这些年,王健展是最用功的学生,他已经通过了高中程度(GED)的英文考试。”

  英语的听说读写问题解决后,王健展越来越喜欢读书。在室外活动中,他争取到了一次学电脑的机会。他如饥似渴,学得很快,学完初级课程后,老师不再传授中级课程,王健展曾为学不到更多的电脑课提出抗议,为此,他被关了30天。从那以后,监狱取消了他学技术的资格。室外活动时,只允许他做扫地、擦地板之类的清洁活。:

  王健展支持委员会成立

  王健展被定罪后,引起狱中知情者的同情。当初和他一起被怀疑的那位姓陈的华人,开始给“亚洲人平等会”、《美洲华侨报》等团体写信,陈述王健展的冤案。“亚洲人平等会”将信件转给了一个叫库祺亚玛的日裔老太太,这位老太太是美国著名的人权领袖人物。在二次大战期间,美国打日本时,曾经把在美国的日裔人统统关进集中营里,她和她的先生正是受害人。蒙受过种族歧视之苦的她,对人权受辱有深刻的体验。此后,她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争取人权、自由、平等的工作中,不仅为亚洲人争取权益,也为黑人、西班牙人等少数族裔争取平等自由权益。

  库祺亚玛得知王健展的情况后,即刻写信给他,还两次带着食品到狱中看他。王健展回忆说:“她的到来,使监狱中的政治犯都很兴奋,因为,她也在帮助他们。第一次看到她时,不敢相信她就是有名的亚裔民权运动领袖,她那么瘦弱,心却那么大,她坚强而富有同情心。”

  为帮助王健展,库祺亚玛于1992年发起成立了“王健展支持委员会”,纽约市的一些大学生及在职工作人员纷纷加入了该组织。

  在一次筹款餐会上,库祺亚玛鼓动着人们参与争取正义的事业,她说,“对今晚所有参与筹款支持的人来说,你们是王健展的生命线。”参加这次餐会的,有华裔、非洲裔、印地安人及白人,约300人,共筹到了8000美元,为王健展冤案寻求法律援助奠定了财务基础。

  在库祺亚玛的带动下,“王健展支持委员会”一直没有停止过声援王健展。他们先后开展过筹款、示威、上诉等活动。库祺亚玛直到年迈移居加州时,才将王健展支持委员会的担子交给了现任会长林树荣。

  1999年,由“王健展支持委员会”发起的“声援王健展烛光游行”在纽约中国城举行,多个社团的成员参加了游行。他们举着“让王健展自由”、“我们要正义”等标语在街上行进。在会长林树荣的带领下,高喊:“释放王健展!”,“为王健展讨回公道!”等口号。

  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一位满脸凄苦,神色沉郁的女性,她就是王健展的母亲,从香港到美国看望儿子的郑凤英。她一手举着蜡烛,一手捧着写有“释放我儿子王健展”的标语牌,两眼含泪,默默走在队伍中。到纽约之前,她一直不知道儿子还被判有25年的“杀人罪”徒刑。当得知儿子要服双重劳役时,她几乎要昏倒。这些年,她不敢在亲友面前提起儿子,自卑与伤心使她不愿和外界交往,靠着每天念佛祈求安慰。最初,她不愿参加游行,在支持委员会的再三鼓励下,她才同意加入。在美国的几天时间里,她一直住在离儿子监狱不远的旅馆里,望着监狱的方向,隔着层层围墙陪伴儿子。

  “王健展支持委员会”在积极争取社区人士关注王健展冤案的同时,也开始寻求法律途径使冤案早日得到平反。他们用筹集到的有限资金,在宪法权益中心(CenterForConstitutionalcenters)聘请了专职律师,该中心了解到王健展的冤案后,以收取极少费用的报酬接下了案件。先后有9名律师经手过此案。

  在“王健展支持委员会”举办的一次筹款餐会上,律师罗纳对200余名支持者说:“王健展是司法部门用来定罪的牺牲品,因为,当时很难从众多的黑人和西语裔的囚徒中找到嫌疑犯。我们不可能进入到某人的灵魂深处去观察谁有种族歧视倾向,但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是一起种族歧视导致的冤案。”

  纽约布碌仑区法学院从全纽约363个案件中精选出5件典型冤案,王健展案就是其中的一件。王健展案也引起纽约法律界著名律师威廉·海勒斯坦的关注,他说:“以现有的信息总量来说,我认为王健展案已经达到合理的可疑标准。”海勒斯坦虽已退休,却主动要求担任此案的律师,他不要一分钱,义务为王健展辩护。他表示,将促使州上诉法院重审此案,否则,将把官司打到联邦上诉法院。:

  侦探顺藤摸瓜展开调查

  在“王健展支持委员会”聘请了私人侦探巴利之后,这一案件才发生了转机。

  巴利不愧是个有经验的侦探,他深知克林顿郡司法部门有裙带关系,相互包庇,不容易得到真实的证据。如果从犯人中入手,当时在场的就有700名囚犯,一一询问不大可能,而现场目击者的证据是他调查的重点。

  巴利准备了一张写有可能包含杀人嫌疑者的名单,并在这长长的名单中部划了一条线,找到几个犯人,巴利问:“你们知道凶手是谁?是在这名单的上面还是下面。”犯人们看了看名单,面面相觑,摇头不说话。巴利又问:“如果凶手不再会伤害你们中的任何人,你们愿意说吗?”犯人中有人答,如果是这样便愿意说。

  被判终身监禁的福南德兹告诉巴利:“真正的凶手是一个叫古提瑞兹的西班牙人,他亲口跟我说,他已经收拾了那个打断他腿的朱利斯,警方把这事嫁祸给了中国人。”

  犯人阿拉赫对巴利说:“古提瑞兹和朱利斯还是在瑞可斯监狱时就结了仇,起因是为了打电话。那天朱利斯打了很长时间的电话,古提瑞兹上前催他,俩人发生争吵。后来,朱利斯合伙用拖把将古提瑞兹的腿打残了。几年后,他俩又换到了同一个监狱,古提瑞兹就寻找机会报复。那天,我亲眼见古提瑞兹用一个肥皂盒磨成的锐器,向朱利斯的脑后部刺了一下,当时,朱利斯就脸朝地栽倒在地上。”

  巴利循着这条线索,找到了真正的杀人凶手古提瑞兹的家。他的太太说,他丈夫在1994年就被释放,回到老家多米尼加后,一直没有戒掉毒瘾。2000年5月,因吸入过量的毒品,死在家中的浴室里,身旁留有一支针管。他死时只有40岁(《纽约时报》也登载了这一消息)。他的妻子当面证实,他丈夫在狱中为了报腿被打残之仇而杀了朱利斯。

  真正的凶手死了,平反冤案失去了最直接的证据,却也给巴利侦探增加了调查到底的决心。

  巴利又找到当年在狱中铁塔上通过望远镜指认王健展是凶手的监狱守卫理查德。理查德坚持不改当年的证词,但是,他也承认这是因复仇而引发的悲剧。他认为监狱里人命不值钱,他对这个案子已过去这么多年再次重提感到奇怪。事后,他通过电子邮件表示:“如果你们觉得王健展无辜,他应该有个重审的机会。”

  巴利想,理查德至今仍在监狱工作,他必然站在监狱一方。现在最重要的证人就是曾作伪证的德尔法拉。

  巴利找到他的地址,以朋友的口吻给他家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女人。巴利说:“请问德尔法拉在家吗?我想与他见见面。”她告诉了巴利她丈夫回家的时间。巴利按这个时间直接来到了德尔法拉家。开门的是他太太,说她丈夫在睡觉。巴利说:“我是从纽约来的,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先生谈。”

  女人进屋喊人。不一会儿,出来一个40多岁,中等个子,黄头发的白人。他满脸怒气,大声冲着巴利吼:“一分钟内你给我讲,讲不出来就滚!”

  巴利说:“我是侦探,是为王健展的事来找你的。”

  德尔法拉突然怔住了,他盯着巴利沉默了片刻,说:“这事我想了很久,一直良心过不去,出狱后一直想找机会弥补。”他把巴利让进屋,将凶杀案发生后,监狱调查员让他作假证的事讲述了一遍:

  “那天,监狱调查员找我谈话,他说:你知道,今天的杀人案是一个中国人干的。

  我说我没看到是谁杀的。调查人员说,你的保释期快到了,我们知道你有妻儿,如果你愿出面作证的话,可以把你转到你家附近的监狱。我那时天天盼着出狱,也希望在换监狱时能换到离我家近的地方,以便于我太太来看我。我就改口说:我想起来了,是一个中国人杀的。

  我在法庭上说了假话,后来就提前出狱了。但这事一直折磨着我,由于我的说谎,让那个中国人蹲了那么多年牢。我很高兴你能找到我,让我有悔过的机会。你知道,我现在和你说这些对我没有什么好处,事实上还会有损失,因为随时会有事情发生,但我的良心让我这样做。”

  巴利的调查获得重大进展,为解开冤案的迷团理出了线索。巴利从德尔法拉那获得了当年在狱中让他说谎作假证的那位监狱调查员的名字。他乘飞机到了纽约上州,抵达机场后,他找了一辆出租车。他问出租车司机知不知道这个人,司机即刻说:“知道啊,他以前在监狱里工作,现在已退休在家。”

  巴利又问:“那你知不知道一个叫王健展的杀人案?”

  “是一个中国人吧?这我记得。”

  巴利按照出租司机指引的方向找到了当年那位监狱调查人员。他这时正在打高尔夫球。巴利自我介绍后,讲明是专门为王健展的案子来找他的,他立刻表示:“我不记得了,对不起。”说完就走开了。

  巴利清楚,他分明是在躲避,这事连一个普通的出租车司机都记得,亲自经手的人不可能会忘记。

  巴利又找到当年判王健展案的一个地区检察官,他后来调到洛杉矶升为法官,现已退休。巴利找到他家时,开门的是他女儿,她热心地说:“我能帮你吗?”

  巴利说:“我是为王健展的案子来做调查的。”

  “哦,王健展!可是我父亲现在不在家。”

  巴利向她要了电话号码,打电话约他在餐馆见面,并强调说:如果见不到他,就将离开。这次,检察官如期赴约。但是他不同意王健展一案是冤案,他说:“判案是有证据的,有控告人,一个很简单的杀人案,有什么好调查的!”

  巴利提醒他:“假如有人说谎呢?”

  检查官道:“那么我只能说我被骗了。”

  巴利在对检察院方面的调查中,一连受到挫折,但他深信,他所收集到的犯人提供的证据足以说明当年对王健展的判决是错误的。:

  各方努力一波三折

  侦探巴利在调查的过程中也受到了主流媒体的关注。1999年,《纽约时报》首次披露了王健展案有可能是冤案的报道。文章指出:“新证据显示,当年在纽约上州监狱杀死囚犯的不是王健展,凶手另有其人。”2002年4月22日,《纽约时报》对此事再次报道说:“一连串新发现的证据,可能是推翻王健展冤案的最好时机。”

  与此同时,王健展的律师也展开了相应的行动。2001年6月4日,律师向州法院提出动议,要求通过法院,向监狱要一份有关当年(1986年)狱中杀人案刑事调查报告。监狱的答复是付200美元后可提供材料。

  经验证,律师拿到的调查报告是不完全的,其原件应该有23页,但却有16页不见了。律师再次向监狱要完整的调查报告,但迟迟未得到回应。

  7月27日,检查院方面作出两点答复:一,调查报告已有16页遗失;二,检方认为,辩方在本案已经结束15年之后提出查阅刑事案报告是“为时过晚”,与刑法证据条例相抵触。

  王健展的代理律师认定,检方的答复是借口,是在逃避责任,遗失的文件很有可能记载着王健展是清白的证据。于是,律师于2002年8月正式向克林顿郡法庭呈递了上诉状,两周以后,得到地区检察官的负面回应。王健展的律师于次日依照司法程序向法庭提出要求听证,以便向法官当面递交所收集到的证据。

  “王健展声援委员会”的这次上诉,如同一股强劲的推动力,冲击着克林顿郡的司法部门。

  第一个接到上诉案的法官看完上诉材料后,称自己与此案检察官有生意上的冲突,自动要求退出办案。

  第二个接案的法官,即刻又表示他与检察官有生意往来,需要回避此案。这俩名法官皆以快速反应丢出了这个烫手的山芋。

  在无人接手王健展案的情况下,法庭指派了一名主管家庭案件的法官劳利斯来办案。为了避免律师方面调查他的背景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他事先“我以前与地区检察官有过商业合作,并且曾在一个律师行共过事,彼此的太太又是好朋友。”

  针对劳利斯的状况,王健展的律师于9月正式提出更换法官的要求。然而,此案又陷入无人接管的境地。面对困境,这位主管家庭案件的法官一再强调:“与检察官的商业往来是两年前的事,根据法律规定,这是合法的,不宜追究。我将依法公正办案。”

  辩方考虑到受理家庭案件的法官或许在以往的办案中与刑事检察官少有联系,历史性的纠葛也较少,公正办理这个案子的可能性是有的。再者,如果未来的宣判仍维持原判,辩方也可借“裙带关系”为由提出上诉。于是,撤回了更换法官的要求。

  在为王健展平反上诉的日子里,尽管检辩双方的信函不停地穿梭往来,但在重新开庭审理的问题上,检方及监狱方保持着一致的沉默。辩方的律师梅农在一次信件中郑重指出:“15年前检方在未提供完整调查报告的情况下结案是违宪的,如果本案在州一级法院的争辩失利,辩方将会沿检方违宪的方向上诉到联邦法院。”

  经过多次交涉,克林顿郡法院终于同意在2003年4月10日、11日两天举行听证。

  王健展上诉案总算得到一次听证的机会,虽然还未走到正式开庭重新审理的那一步,但检方已经开启了接纳证据的窗口,事实真相最终将会大白于天下,辩方代表们都表示有信心将这场官司打到底。:

  九证人证实王健展无罪

  王健展的冤案经媒体暴光后,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同情和关注,许多人写信到克林顿郡法院,表达对平反王健展冤案的支持。

  2003年4月9日,即开庭听证的前一天,“王健展支持委员会”的成员提前来到克林顿郡,准备参加次日一早开始的听证会。在一间教堂里,他们遇到了当年在监狱教过王健展的英语老师南希。当时,她正在向同事们讲述一个中国青年被冤枉,坐了十几年牢的事。她的讲述引起了同事们极大的同情,他们当场拿出钱来捐赠给“王健展支持委员会”,并表示第二天要出庭参加这一听证会。

  开庭听证上午9点准时开始。听证席上几乎座无虚席,其中不仅有“王健展支持委员会”的成员,有中文媒体的记者,还有当地一些关心支持王健展案的白人。

  法官、检察官及辩方律师入席后,王健展被带进了法庭。他双脚带着铁镣,双手也被铐在一起,镣铐连在腰间的铁链上,一幅重刑死囚的模样。他缓慢地挪着步子,侧身朝旁听席上“支持委员会”的成员微笑。17年前,他在法庭上被判重刑的时候,旁听席上只有一个按国际惯例须出庭的中国领馆成员和一个同情他的记者。今天,旁听席上不仅坐着众多支持他的华人,还有一些同情他的当地白人和主流媒体的记者。

  法官宣布听证开始,首先被传唤的是当年作假证、指控王健展杀人的德尔法拉。地区检察官走近证人席前,指着律师旁边的王健展问:“你认识他吗?”

  德尔法拉说:“不认识,不过我觉得他是王健展,因为今天是为他的事来的。”

  检察官又问:“你在证词中说,当时你是由于监狱警方要求而作的假证,到底是你要求的,还是警方要求的?”

  德尔法拉说:“是他们要我说的谎。”

  检察官说:“既然第一次你说谎了,这次谁能保证你不会说谎?”

  德尔法拉说:“第一次我是说了谎,可这次我是凭我的良心说真话。”

  检察官哼了下鼻子:“是不是有人又给了你好处?”

  德尔法拉说:“你知道,律师就给了我到这出庭的车费及旅馆费,没别的好处。”

  “真的吗?”

  “你难道让我再撤一次谎?”

  旁听席上发出一阵笑,检察官立即大声阻止:“不要笑!安静,这是法庭!”

  第二个传唤上来的是个西班牙人萨若罗,他说:“我在监狱时,与王健展打过一架,当时被人拉开后,我见他已经流血,但他并没还手,所以,我一直担心他会报复。以后每天在操场上活动时,我都盯着他。那天杀人案发生时,我没见他在现场,他没有杀人,我以我活着的母亲发誓,杀人的不是王健展。一个被打一拳都不还手的人,为什么会去杀一个没有仇的人?”

  下一个被传唤的证人是黑人阿自兹,他宣誓后说:“我要作证,我在监狱里时,就有人告诉我要帮这个中国人。”说完,他跪了下来,把头放在地上,在场的人不明白他要做什么。不一会儿,听到有哭声,法官问他是否有问题,能不能继续作证?回答是一声大似一声的哭泣。法官只好宣布暂时休庭。

  听证再次进行时,律师问阿自兹为什么哭?他指着王健展说:“我被关19年,是因为我犯了罪,这人已经被关了17年,可他什么也没干,他是被冤枉的,我为他哭。”

  又一个出来作证的人是在监狱里被杀的朱利斯的太太沙伦。她一站到证人台上就大声地说:“我知道,不可能是王健展杀死我的丈夫。”

  检察官打断她的话:“你怎么知道?”

  “那天我和我丈夫打电话,电话突然断了,几分钟以后,我丈夫又打回来,他说刚才有人烦我,我用拳头揍了他。当时,我丈夫的一个好朋友也关在监狱里,他跟我说,一个西班牙人可能要整你丈夫。我认为杀我丈夫的一定是跟他有仇的人,王健展和我丈夫没有恩怨,不可能是他杀的。”她语气坚定地又补充说:“一年以后,我想知道杀我丈夫的是谁,我要告监狱。但后来收到两个威胁的电话,其中有一人是西语裔口音,他让我最好别再调查,说我丈夫已经死了,再追下去我会有麻烦。当时,我有两个小孩,这事就算了,现在我孩子大了,我愿意出来作证。”

  接下来被传唤作证的是萨姆,他是钻研过法律的犯人,也熟知法庭反反复复的盘问。他有条不紊地开始叙述1986年监狱中杀人的情形。他告诉检察官,这一切细节是当时一个目击者告诉他的详情。

  检察官走近他:“你能保证你说的是实话?”

  “能保证。”

  “你还记得当时杀人的人穿什么袜子?”

  “不记得。”

  “不记得你就敢保证你说得是实话?”

  “能保证。”

  “真的吗?”

  “还问,我15分钟前不是已经回答你了?!”

  旁听席上发出一阵笑声。“不能出声!”检察官制止道,他显得有些急躁,大声问:“当初,既然你知道,为什么不出来作证?”

  “是呀,从一开始我就说我知道凶手是谁,可谁也不来问我,你说为什么?”

  旁听席又是一阵笑。笑声中,有人从鼻腔中发出“哼——”的冷笑,这声冷笑,使法庭顿时安静了。法官沉默了片刻后,宣布暂时休庭,这一休就是一个半小时。

  两天的听证会,尽管有9名证人作证王健展是无辜的,其中有4人证实他们看到了真正的凶手,但检察官在总结发言时却说:“既然有这么多人都知道王健展不是凶手,为何当初竟没有一个出来作证?”并强调,主证人当初撒谎了,现在仍有可能再撤谎。:

  冤案重审又遭挫折

  听证会后的第4天,“王健展支持委员会”召开了一次记者会,会长林树荣说:“考虑到克林顿郡的地方官员都有密切的往来,为维护好当地的名声,也为议员的选举,如果否定他们对当年杀人案的判决,就意味着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想到这一层,他对未来案情的发展保持着谨慎乐观的态度。

  “王健展支持委员会”的另一位主要成员周长青也说:“克林顿郡是一个白人聚集的小镇,司法系统成为当地主要的就业渠道,维护这个系统的形象和利益,直接关系着他们自身的利益。”

  尽管对王健展一案的平反判决不容乐观,但支持委员会的成员都清楚地记得,著名律师海勒斯坦说过的话:“我办案这么多年,从未见过像王健展案这样有如此多的人愿意出来作证,这些证据也足以证明王健展无罪。”这话极大地鼓舞了支持委员会的成员们,他们深信,这次听证会是给王健展平反冤案的最好机会。

  在等待判决期间,“王健展支持委员会”也做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准备上诉材料,一旦平反案被否决,就提出上诉;另一方面在寻找移民律师,等王健展获得自由后,即刻为他办理合法居留美国的身份。长期以来,支持委员会成员为王健展冤案平反奔走都是义务的,他们自己出钱出力,用业余时间为王健展冤案呼吁呐喊,而支撑他们的正是自己的良心,他以是为正义而奋斗。

  9月29日晚,林树荣被一阵急促的电话玲声吵醒,这是纽约上州的英文老师南希打来的。她告诉林树荣,克林顿郡当地的报纸及电视都报道了法官拒绝对王健展案重审的判决。林树荣顿时愣住了,之后,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打电话给律师梅龙。梅龙也同样感到意外,并且表示愤怒。他认为,按常理判决结果应该先通知律师,再告诉媒体。而这次,律师全然不知晓,却已经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这是无视辩方的作法。

  与此同时,林树荣通过电话及电子邮件通知支持委员会的所有成员。有人听到这一消息后,禁不住落泪,更多的人感到失望。大家都意识到,这次平反机会丧失,未来抗争的路会更加艰辛。

  次日,一位叫帕蒂的韩裔支持委员会女成员打电话给监狱中的王健展,却出人意料地遭到狱警的阻拦,说她没有权利找王健展,除非是他的律师。

  无奈之下,帕蒂便和她的丈夫约上律师梅龙一道,于10月3日驾车到沙文甘克监狱看望王健展。

  狱中的王健展这时被关进了与外界隔绝的特别牢房。他这次受处罚,连他自己都感到莫名其妙。被关的前一天,他收到了一封信。因为是一封不熟悉的地址,他就没有拆开放在了一边。第二天,狱警突然搜查他的房间,找出了那封信,指明信封上的地址是监狱里不允许通信的组织。于是,将王健展关进了现在的特别牢房。支持委员会的人认为,外界来信不是王健展所能决定的,很有可能是法官判决出来后,警方怕王健展闹事,使了一个计谋把他关起来的。

  王健展被提出来与律师及帕蒂夫妇见面,他对判决的事全然不知。梅龙律师给他念了法官的判决书后,他沉默了足足两三分钟。他说:“这是不公平的,但我知道结果会是这样。”王健展眼睛发红,他说:“听证会那天,他就预感到法官已经有了判决结果,听证只是走形式。法官扭曲事实,只能让人再次感到美国司法部门的腐败。这个判决无疑会延迟我获得自由的时间,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会感到很痛心,但不会改变我追求自由的决心,我会继续保持梦想和希望,因为我知道我是无辜的。”王健展感谢支持委员会长期以来给他的关心与支持。他也相信律师有能力帮助他澄清冤案。

  10月6日,“王健展支持委员会”、华策会、亚美律师公会、美华协会纽约分会、长岛分会、新移民社区强化行动组织(NICE)等团体在纽约联合召开记者会,向媒体公布了克林顿郡法院对听证会的裁决书,法官洛利斯在这份长达25页的裁决书中说:“重新听证并没有得到新的证据证明以前的判决是错误的。十几名证人的证词是不可靠的、令人怀疑的和荒谬的,因为他们大多数是监狱囚犯,缺乏可信度。推翻自己证词的德尔法拉更是生性狡猾,无法让人信任。”

  林树荣愤怒地指出,法官在最初判案时相信这批证人的话,将王健展定罪;现在同一批证人出面证明王健展的清白,法官居然认定“证词不具可信度,丝毫没有说服力”,这是极不公平的。支持委员会成员周长青也指出,没有任何法律规定犯人作的证词是无效的,法官坚持原判,只能证明司法系统的不公正。

  曾参选过纽约市议员的陈兆文律师则认为,法官滥用司法权威来保护他们同僚的行为,在这个案件中已经充分表现出来。各少数族裔只有联合起来,争取政治权益,才能改变司法系统中的种族歧视现象。他号召亚裔和其他移民、劳工团体,要像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那样,发动广泛的政治运动来争取民主权益。与会者在会上撕毁了法官拒绝重审的判决书,以示抗议。记者会后,“王健展支持委员会”又迈上了声援王健展的新征程。

  后记

  王健展冤案重审被拒绝后,律师们也开始了上诉的行动。这期间,正逢海勒斯坦大律师开刀住院,他得知法官的判决后,立即从床上爬起来,亲自写上诉材料。

  12月初,王健展的律师已获得申请上诉州法院的回复:允许辩方有一次到纽约州政府所在地奥本尼听证的机会。届时,将有5位法官到场听取辩方证词。但是,在此之前,王健展的律师必须于2004年1月26日前,写信给州法官及州检察官,法官根据检方及辩方所提供的材料决定是否举行听证。获法官同意后,正式听证最快也要到2004年11月才能举行。

  辩方律师表示,就算获得了听证机会,前景也不容乐观。可能有3种结果:一是5位法官都拒绝平反;二是5位法官当场决定平反冤案;三是再给一次机会重审,但仍需回到原来的克林顿郡法庭,这样等于没有好结果。

  尽管如此,辩方仍在积极争取州法庭听证机会,以期摆脱克林顿郡法官保护监狱一方的阴影。律师已经收集了有关听证会诸多不公正做法的材料,必要时继续上诉到联邦法庭,由上诉部门法官就“法理与事实”两方面进行评估判决。:(来源:《环球》杂志)


推荐】【 小字】【打印】【关闭
 
新 闻 查 询
关键词一
关键词二
免费试用新浪15M收费邮箱 赶紧行动!

 
 


新闻中心意见反馈留言板 电话:010-82612286   欢迎批评指正

新浪简介 | About Sina | 广告服务 | 招聘信息 | 网站律师 | SINA English | 产品答疑

Copyright © 1996 - 2004 SIN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新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