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原春琳

　　本报北京2月16日电

　　2月10日上午，北京城郊的一个大杂院里，“社会中小学”的校门正敞开着。在篮球架与围墙之间拉起的绳子上，居民们晾晒的衣服还滴答着水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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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课的铃声响起，操场上顿时尘土飞扬，孩子们冲到院子里又蹦又跳。

　　看着无忧无虑的孩子们，张宝贵情绪不高。“再过一段日子，我就要搬家了，这将是我办学11年以来的第11次搬家。”他说。

　　张宝贵的“社会中小学”是北京创办最早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1993年，在河南信阳一所乡村学校工作了15年的张宝贵突然辞职不干了。与即将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的大事相比，张宝贵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去北京办学校。

　　多年不寻常的教学生涯，使张宝贵习惯了他的一拨又一拨学生：这些孩子的父母长年在外打工，他们由祖父母抚养长大，每年最幸福的时光就是寒暑假，父母可以把他们接到打工的城市里享受“天伦之乐”。每到开学时节，他们又不得不返回农村学校读书，因为城里根本没有他们上学的空间。

　　作为一名教师，张宝贵的心被刺痛了。他心疼孩子，也心疼那些长年在外的农民工。

　　1993年6月，张宝贵向校长请假，拿着乡里的介绍信来到北京，做了20天的调研工作。其间，不少乡亲向他表达着同一个心愿：“到我们这里来办学吧，我们舍不得孩子回去！”

　　乡村兄弟姐妹们的呼唤震撼着张宝贵的心！他想：“乡里少了我，孩子们可以继续读书；如果这里没有我，那么多打工者的孩子就没有办法读书。”

　　1993年9月1日，城里公立小学开课的当天，张宝贵的“社会中小学”也开学了。在垃圾场上的平房里，18名学生走进了张宝贵的简陋的教室。

　　时隔1年，同是小学教师出身的李素梅和丈夫易本耀创办的“行知打工子弟学校”，也在一个菜地里开张了。

　　最早的一批打工子弟学校在张宝贵、李素梅这些“北漂”教师的努力下艰难地生存了下来。尽管如此，仍有众多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不知道哪里有学上。

　　在北京某民办大学做管理工作的张歌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办一所小学。1995年，他把老婆孩子接到了北京。为了让孩子有学上，他在颐和园附近找了五六家公立小学。但是，校方要收取从1万元到10万元不等的借读费和赞助费，这些高昂的费用让张歌真感到发懵。最后，一位好心的校长对他说，你就捐两台25寸的牡丹彩电吧，两台彩电的价格不过是8000多元。

　　张歌真的心里不是滋味！路过一家菜市场时，他看到一群八九岁的孩子正在菜市场里疯跑玩闹着。他心想：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早该进学堂了，可他们至今没有跨进学堂的门槛。联想起自己的孩子没学上，张歌真心里一酸：“我们外出打工人员的孩子上学咋就这么难？”

　　不服气的张歌真找到海淀区教委说：“我想办学校！”一位负责人好心地劝告他：“办学难度很大，不像你想的那样简单。我们对你的最大支持只能是：明知你的学校是非法的，我们不会去抓你，也不会取缔它。”

　　1997年初，张歌真的学校开学了，取名“务工经商子女小学”。两周后，因为“自己定的名字低人一等”，他将校名改为“明圆学校”。当时，校址设在圆明园，他希望孩子们能在日月照耀下的明亮校园里求学。

　　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1998年，国家教委和公安部下发《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提出“流动儿童少年就学以流入地管理为主”，允许公民个人“举办专门招收流动儿童少年的学校或简易学校。简易学校的设立条件可酌情放宽”。

　　打工子弟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各色人等都参与到办学中来了。

　　一份名为《流动儿童教育：逐渐进入视野的研究课题》的调查报告这样描述说：打工子弟学校办学者，是一个由形形色色人员构成的复杂社会群体，从大学生到文盲都有。其中很大一部分曾经在家乡当过民办教师或公办教师，在114所学校中，有79所是他们办的。其余的则属半路出家，他们从包工头、小贩、厨师到菜农、建筑工、清洁工、保姆等形形色色的行业走上了办学的道路。“他们能够涉足这个领域，是因为有着巨大的社会需求：流动儿童在北京没有学上。对于他们来说，办学是一种能带来可观收入的职业。”调查报告的负责人之一张守礼说。

　　长期从事流动儿童研究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史柏年教授说：“别管办学者的动机是什么。我们难以想像，如果没有他们，公立学校有能力解决这些孩子的入学问题吗？不管怎样，毕竟是他们使得上万名孩子免于失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