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2月16日电澳门社团多，多得铺天盖地。谁能想得到呢，截至2003年5月30日，在澳门正式注册的社团已有2233个，平均200人就拥有一个社团，这是世界各国及各地区所绝无仅有的。如此密集的社团，其背后究竟隐含着什么社会意义，澳门人如此热衷于建团结社，其内心深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特殊“情链”？
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澳门最早的社团，可追溯到明朝隆庆年间，当时，澳门这个小
小渔村刚刚被“弱势政府”抛到异邦的怀抱中，前后左右的关系被生生割断了，像一只漂泊茫茫大海中的小船，孤悬在外，命途多舛，就靠着赤条条的自己去寻找可以生死相许的“稻草”。于是，同为远涉万里、孤悬在外的葡萄牙传教士，便成了许多澳门人的“萍梗”。“同是天涯万里身，相依萍梗即为邻。”澳门首任天主教主贾尼路以开办慈善救援为召唤，成立了一个仁慈堂。仁慈堂内，官衔、身份、家产等统统被抹掉了，大家互为兄弟姐妹，都作为一个个有独立人品的个人受到尊重。贫富差距不见了，民族对立松懈了，只剩下一群赤诚相见的朋友。又因往昔堂内设有祭坛，俨然小教堂，明清两代华人曾把教堂称庙，故仁慈堂也被澳门人称“支粮庙”。这是澳门历史上第一个社团。
至此往后，澳门建社团之风便一发而不可止。澳门人最早结社始于明末清初的一批反清志士，代表人物是普济禅院的开山祖师大汕和尚。1840年，澳门出现和当局对抗的“望厦乡民知守义团”。19世纪二十年代初，改良派先驱郑观应、戊戌变法领袖康有为、梁启超以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等在澳门活动，于是，政治社团如“保皇会”、“同盟会澳门支部”、“戒鸦片会澳门分会”等相继成立。与此同时，随着时代的进步，工业革命的兴起，工商等行业社团开始组建。澳门最早的行业性组织为1840年成立的“上架行会馆”。接着，1912年成立了“澳门商会”；1913年又成立了“澳门中华总商会”。到20世纪二十年代，澳门仅工会组织就有近百个之多。抗日战争期间，澳门聚集了来自各方面的爱国力量，纷纷组织各类社团，如“澳门各界救灾会”等，支持国内抗日救亡运动；新中国成立之后，一批重要社团先后成立，如澳门工会联合总会、澳门妇女联合会、澳门中华学生联合会、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澳门新闻工作者协会、澳门归侨总会等；进入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尤其是《中葡联合声明》签署后，澳门社团更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崭新阶段，包括众多澳门居民纷纷成立的“基本法关注小组”，为澳门平稳过渡发挥了重要作用。尽揽澳门社团长河之大观，其背后有一条鲜明的主线贯穿始终，这就是社团的诞生及兴旺，无不伴随着社会的变革和转换，无不与祖国的荣辱兴衰紧密相连，无不依托开放与自由的社会环境。
社团在澳门兴盛，究之另一深层原因，是其独特的历史演进逐渐孕育出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是地域文化的“特产”。400多年前，澳门被强悍地割断同祖国母亲的“脐带”之后，长期孤悬一方，原有的血缘关系、情感关系、文化关系慢慢疏离，代之以新的族群关系、经济关系、实用关系。澳门人置身于此氛围之中，心中的漂泊感愈积愈重，某种自卫意识和凝聚意识亦渐渐上升。不知经过多少次的灾难、争斗，各种地域性、宗教性、行业性的社团便应运而生了；另一方面，澳门很早就成为一个国际化都市，华人、葡萄牙人、欧洲人、马来人聚居一个弹丸之地，西洋文化、东方文化混合交汇，相对于同时期世界绝大多数尚处在封建专制中的地区而言，澳门凸显其开放和接纳的优势。而正是这种开放和接纳的社会氛围，民间社会团体才得以在澳门广泛兴起。
从趋势看，澳门社团兴旺，反映了全球化时代国家与社会、权利与权力均衡互动发展和权力回归社会的时代前瞻性。再者，回归前的澳门，其政府管治远在万里之外，对澳门社会事务无法也无力做到有效管理，因此长期处于“无为而治”的状况，即所谓“小政府大社会”，这无疑给澳门社团的生存与发展拓展了空间。民间社团在填补政府在教育、医疗、社会救济等方面不足的同时，也不断壮大了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