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记者 戚人伟

　　说背景

　　李圣敬，星韵律师事务所（北京）主任、高级律师、仲裁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WTO专门委员会副主任。主要从事国际贸易、国际投资、海内外融资、知识产权等领域的诉讼与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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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律师业务。著有《反倾销法律与诉讼代理》、《WTO与国际货物贸易法律实务》等作品。

　　今年元月30日，温州市眼镜商会接到通知，阿根廷将对原产于中国的墨镜、眼镜框等产品展开反倾销立案调查，这次调查涉及温州的27家眼镜生产企业。2003年1月到11月，温州出口眼镜总额达4亿美元，对阿根廷的出口约有97万美元。

　　2月5日，温州这27家眼镜生产企业达成共识：一定要应诉。在商会协调和全行业支持下，将选择3家企业代表前往阿根廷应诉。

　　在连连遭遇贸易壁垒后，不少温州外贸企业不禁感叹：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为此，本报记者前天特地赶赴北京，采访我国WTO专家、曾多次介入中国外贸壁垒争端诉讼的资深律师李圣敬博士，试着解读温州企业遭遇外贸壁垒的背后。

　　为何温州企业容易受伤

　　记者：从2001年11月23日温州眼镜遭遇土耳其保障措施（即被媒体称作中国入世第一案）到今天的温州眼镜又遭遇阿根廷贸易壁垒，温州企业经历了不少外贸风波，其背景是什么？

　　李圣敬：加入世贸组织后，温州涉及到的有眼镜保障措施的壁垒，有钢笔的反倾销，又有打火机CR法案的技术壁垒，还有2002年打火机遇到欧美反倾销，现在眼镜又在阿根廷遇到反倾销，这么多事情都发生在温州的企业，看上去似乎不可理解。其实，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在贸易自由化的推动下，要求各个成员国更加开放贸易市场，为了保护本国产品不受大的冲击，世贸组织允许各国采取一些保护措施。像阿根廷对温州这次眼镜反倾销的手段是世贸规则所允许的，而且类似的情况，今后会越来越多。

　　出口方也要检查自身的原因，像温州的打火机以及其他产品出口时，让人家有机会去采取贸易保护措施，是否该反思一下自己有没有问题呢？对方的反倾销并不是全部无中生有。反倾销，是因为价格太便宜，企业要提高技术含量去竞争，原先的策略要调整，才有可能解决出现的问题。

　　记者：早在2001年底眼镜遭遇土耳其壁垒时，温州企业家就担心，一旦败诉，就会引起其他国家效仿，造成连锁反应。如今阿根廷的做法，是不是意味着已经产生了连锁反应？

　　李圣敬：贸易的保护措施一旦实施，进口国就会在全世界公告。这种现象肯定会产生连锁反应，一个国家对某产品的进口，起初可能没有注意到，直到媒体公布这些产品存在倾销，这些国家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警觉，进而也进行调查。

　　记者：是不是温州的产品特别容易受伤？李圣敬：不见得。因为保障措施针对的是一类产品，是一个行业。2002年10月份中国钢铁产品在美国遭受保障措施。它不是针对一个国家，而是同时针对十几个国家的钢铁。

　　温州产品遭遇贸易壁垒比较突出，是因为某一类的产品大部分是温州产的，纯属巧合。如土耳其针对中国的眼镜，而中国的眼镜生产温州就占了91％，是巧合。打火机也一样，温州的打火机遇上壁垒，宁波的打火机也遭受同样命运。我认为这不是地域问题，也不是某个企业问题，而是民族产业问题。

　　温州企业如何面对

　　记者：温州企业应当如何去看待？

　　李圣敬：随着国际贸易竞争日趋激烈，这类案件也越来越多。1995年，全世界反倾销有156起，2002年增到285起。保障措施案从1995年的2起增到2002年的132起。知识产权、技术壁垒也大大增加。

　　温州企业首先要用平常心去对待，平时要做一些预警，多多沟通国外信息。产生诉讼，就要积极沉着应诉。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向国际市场是否成熟的表现。以前对贸易是否公平没有正规的渠道来管它，现在中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产生的贸易壁垒，就可以用世贸组织的规则来解决。

　　记者：这些事件给温州人最大的启发是什么？

　　李圣敬：必须注重国际市场的特征，用国际市场的办法来对待。光凭温州人的勤劳、吃苦的精神是不够的，必须熟知国际贸易法则。此外，企业要规范自己的行为，尤其是出口型的，往往是在一个时间段一种产品过分集中，这不符合市场规律，所以导致人家对你进行反倾销。

　　记者：这些事发生在温州企业身上，对全国来说有什么值得借鉴的？

　　李圣敬：这事出在温州，但事实上有一定的普遍性，暴露了我国对外出口贸易中的一些问题：产品价格里面没有包含环保和自然资源的代价、劳工的社会保障、自然环境成本的计算。

　　信息迟到说明了什么

　　记者：温州眼镜商会目前接到的材料仅仅是编号，至于阿方将进行什么样的要求和限制，还不清楚。据称信息迟到了20多天。我记得2001年温州企业接到信息迟了，今天还是迟了，这说明了什么？

　　李圣敬：这是一大遗憾，这对积极应诉和有效应诉至关重要。每一例案子发起国对时间都有严格的要求，如果迟了，就达不到要求，甚至会败诉。

　　信息迟到一个是国外的原因，发起调查的国家是否有履行了世贸组织的规定，发起国必须通知被调查国企业、利害方、申请方、进口商以及告知调查的内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往往比较重实体，轻程序，通知方面可能会有所疏忽。另一个是国内的原因，是国内的信息传播遇到某些梗阻。我国还没有规定这种信息应该如何传达，法律没有明确表述，修改法律时，这方面应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记者：温州此前也遭遇过类似的事件，但都没有如今反应这么强烈，这是为何？

　　李圣敬：不关注不行呀，从以前的打火机事件，可以看到温州企业与世界脱节、与时代脱节的程度之严重。美国实行CR法规整整8年时间了，但温州的老板们仍然停留在8年前的水平，直到欧盟CR法规快要表决时，才临时想补救，但为时已晚。反倾销的结果不是说企业赔多少钱的问题，而是失去了一个市场，这个市场不让你的货进来了。

　　记者：去年底，温州打火机业在欧洲遭遇贸易壁垒过程中胜诉了，温州烟具行业协会负责人黄发静也因此被评为2003年央视十大经济人物之一，这是不是说明温州企业在这方面已经有了经验或者成熟了呢？

　　李圣敬：温州人经历了贸易壁垒的过程，从不太知道到了解，到重视，到积极应诉，开始学会用世贸组织规则保护自己，主流是积极向上的。

　　黄发静先生这方面意识很强，也很有积极性，被央视评为十大经济人物之一，他的成绩是值得肯定的。但就此说温州企业家应对国际纠纷成熟了有经验了，还为时过早。总体上讲，温州外贸企业规模不大，企业主没有重视到长远和将来。我相信这方面以后会有所改善。市场运行也不是靠计划、规划来支撑的。

　　国际市场也有潜规则

　　记者：您曾多次介入贸易壁垒争端案件的解决和诉讼，您觉得它与国内的民事经济案件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李圣敬：前者涉及到的是国际层次，是国家与国家、经济实体与经济实体打交道，主体不是企业，代表的也不是一家企业，而是代表这个产品的行业甚至国家行为。解决途径不一样，后者只需一、二审就可以了，而前者，首先在国内行政行为处理，不服则诉到当地法院，最后还可以提到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DSB）。

　　还有效果也不一样，国际贸易纷争的败诉会导致其他国家的效仿。这不是赔偿的问题，而是市场份额，以后市场都进不去了，打击面涉及到一个产业。

　　记者：您觉得解决这类国际争端的障碍是什么？

　　李圣敬：法律障碍不是太多，因为世贸规则越来越规范。让我们感到头疼的就是常说的潜规则，国内市场有，国际市场也一样，就是法律政治化、贸易壁垒政府化。还有经济障碍，不管是起诉方、应诉方都要准备一笔费用，尽管这次涉案金额只有97万美元，但会殃及到将来其他企业的同类产品的命运。所以，没列入名单上的企业可以不应诉的理解是错的。

　　此外，我国被某些国家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加入世贸组织后，西方国家为我国专门制定了一个条款，如果出口产品扰乱了他们市场，就随时可以提起调查，采取措施。这也是一个障碍。

　　民间游说团作用不能夸大

　　记者：民间游说团作用大吗？外国政府怎样看待他们？

　　李圣敬：客观地说，一旦产生贸易纠纷、贸易壁垒，最主要的途径是应诉，通过法律途径来达到维权目的。

　　打火机CR法案时，民间游说团采用多种渠道向欧盟成员国游说，最后说服了瑞士，于是CR法规延期修改。通过游说，媒体监督给调查机构很大的压力。

　　但这种作用不能夸大。外国政府要看游说团所提的要求有否法律依据，游说是否有道理，但它不会同情你。在西方，法律和外交程序非常分明。

　　记者：您刚才提到要建立预警机制，这种预警机制应该由谁来建立？是企业，是行业协会，还是政府？

　　李圣敬：现在贸易壁垒这么多，建立预警机制很重要，我国政府也有所考虑。最好的方法是通过行业协会出面协调，但中国的行业协会还不具备国外商会那样的功能。所以可由政府部门牵头，领导、指导建立预警机制，企业协会也得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