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观的承继与创新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2月17日10:08 光明网

　　朱玲珑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重要战略部署，将我国改革和发展大业导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全会通过的《决定》强调，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贯彻“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一要求契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邓小平理论发展观的承继与创新，体现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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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在改革和发展理论上的进一步成熟。实践基础的变化

　　邓小平理论的发展观，有两个突出特点：一个是经济中心论，一个是部分先富论。这是由当时的实践基础所决定的。其一，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社会发展的最大瓶颈，是经济上的严重落后。因此，要推动整个社会跨越式前进，首先必须从经济领域寻求突破。其二，当时，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关键因素，是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制度。因此，要为经济增长注入强劲的动力和活力，就必须启动允许和鼓励部分先富的利益机制。

　　现在，经过对邓小平理论发展观矢志不移的践行，我国的基本国情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已经转移：一方面，在2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中，我国的经济整体实力连续攀升，但文化建设、环境保护等不相对称，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得不够充分。另一方面，贫富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发展的不平衡性日益突出。首先是城乡差距。2002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7703元，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2476元，前者是后者的3倍多。其次是地区差距。据2002年各省市区人均GDP排行榜显示，最落后的省份人均GDP只有3121元，而最发达的省份人均GDP达到15822元，是最落后省份的5倍多，最发达的直辖市人均GDP更是达到32258元，是最落后省份的10倍多。再次是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一些私营企业主个人资产达到上亿元，但全国农村还有3000万人口未解决温饱问题，城镇还有2000万人口处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发展观的创新

　　基本国情的变化呼唤着发展观的创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顺应历史要求，在继承邓小平理论发展观核心内容的基础上，从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基础出发，更加强调统筹全局与和谐发展，从而推动了发展理论的与时俱进。

　　1、强调速度、质量、效益并重的集约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总结过去粗放发展的教训，指出结构不合理、重复建设多、经济效益低，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最为突出的问题，认为要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关键是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进而要求创新经济发展思路，构建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使经济增长的源泉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铺新摊子，转移到主要依靠结构调整、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

　　2、强调三个文明相互促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个突出的理论贡献，是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两个文明相辅相成的思想，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外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指出三个文明相互交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才是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格局。并且指出同时推动三个文明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既要满足人民现实的需要，又要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3、强调区域平衡、城乡兼顾的协调发展。如前所述，我国目前经济状况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针对这一国情，把协调发展的要求摆在了突出的位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加快小城镇建设等，都是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努力实现协调发展的具体举措。

　　4、强调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相适应，实现可持续发展。可持续性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顺应时代要求和历史趋势，强调社会发展不仅要看经济指标，还要看人文指标、资源指标、环境指标，要求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使人口增长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在良性循环中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创新中的承继

　　理论的创新不可能凭空产生。它既需要一定的实践基础，也离不开思想成果的传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的发展观一脉相承，是以继承为基础的丰富和创新。这就决定了在两者之间，既保持着整体架构上的一致性，又在研究重点上有一定的差别，从而恰好达到一种相济的效果。

　　首先要看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强调统筹全局、和谐发展的同时，也一以贯之地继承和坚持了邓小平理论的经济中心论和部分先富论。一方面，江泽民同志曾经反复重申，当前的综合国力竞争，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经济落后就会非常被动，实力不济就会受制于人。并强调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各项工作都要服务和服从于这个中心。另一方面，在近几年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中，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措施还是区域发展的布局，包括扶持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明确各种生产要素均可参与分配，提出沿海地区要继续加快发展，要求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等，都充分体现了鼓励部分先富的精神。

　　其次还要看到，邓小平理论虽然强调经济中心论和部分先富论，但也不是没有注意到对发展全局的统筹问题。邓小平同志在推动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转移时，曾经反复告诫要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要求既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又努力促进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向前发展。在主张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又反复强调鼓励部分先富只是一种政策手段，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并要求全党务必注意防止产生两极分化。只是受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实践基础所限制，没有来得及对统筹全局、和谐发展的各项具体构想逐一展开详细论述。

　　经济中心论、部分先富论和统筹全局、和谐发展的关系，实际上就是重点论和两点论的关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既突出重点论又坚持两点论的典范。但是基于时代要求和实践基础的不同，两者的研究重点又各有所侧重。而这种侧重点上的差别，又是一切以时间和条件为转移的完美体现。总之，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党在发展观上的承继与创新，完全吻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