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步芳
产业革命最初在欧洲风起云涌，有其内在的原因——支持大规模科技创业活动的制度创新，这些制度成为后来欧洲产业演进和扩散不可或缺的“路径依赖”。21世纪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合理化发展的关键在于科技创业活动的成败，因此从现在起，我们就必需进行科技创业的“路径选择”。
“路径依赖”是指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所依据的不可或缺的基本制度保障。十八世纪产业革命的兴起实质上是一个科技创业过程，是科学技术进步的成果不断深入到产业之中，促使产业生产体系和组织机构不断演进的动态过程，导致了社会生产力的革命性发展。其中，“路径依赖”在科技创业中的地位和意义是至关重要的。以研究技术发展史而著称于世的美国经济学家N.罗森堡和L.小伯尔，在其名著《西方致富之路——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演变》中指出，就科学技术本身而论，直到15世纪，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显然高于西欧，但西方国家很快后来居上，在经济上大大超过东方国家，原因是西欧在中世纪中后期建立了一系列崭新的制度，形成了一整套鼓励发明、有利于不断创新的社会机制。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产业革命的诞生和扩展，就是在以这一系列崭新的制度作为“路径依赖”的必要背景中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产业革命的科技创业过程其实是“依赖”一系列崭新制度的“路径”而自然发生的过程，是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所说的一种“自然秩序”。
产业革命所需的“路径依赖”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而是经过不断的制度变迁而开辟出来的。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教授指出，一系列制度方面的变化给产业革命这一根本性变革铺平了“可依赖”的“路径”。在《西方世界的兴起》这本名著中，他和R.托马斯认为，18世纪以后西欧之所以首先出现经济迅速发展，人均收入迅速增长的局面，是由于经过中世纪以来将近一千年时间的长期演变，西欧众多国家逐渐产生了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和颁布了保障私有产权的法律体系。产权的充分界定、市场规模的扩大、有限公司的设立就是主要的制度变迁，这一系列制度方面的变化导致了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发展和改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程度的提高、交易费用和创新成本的降低，从而为科技创业铺平了道路，迎候了产业革命的“暴风雨”的到来。其中，尼德兰和英国表现尤其优异，其原因是这里的居民享有比西班牙、法国和欧洲其他地方更能抗拒当地政治、宗教或城市行会势力的压迫、垄断和横征暴敛的权利和能力，因而产业革命能够率先从“平安大道”上飞奔出来。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欧洲产业革命发生的“路径依赖”能够给我们很多启示。当我们谈到科技创业问题时，不应该就事论事，不应该把技术自身的发展等同于科技创业。几十年来，我国制定了许多发展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以及知识经济的规划，其中不少规划存在着就技术谈技术的偏向，把注意力放在如何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去研究开发新技术，采用更灵活更有效的方式去引进技术上，结果出现了科研成果向生产转移的速度过慢、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积极性等老大难问题。因此，在21世纪，要加快我国科技创业进程，把科学技术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就必需扎扎实实做好“路径选择”工作：1，激励路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在高风险的创业环境中，股票期权制度是国际上较为流行的行之有效的技术员工激励制度，能够保证把员工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长久地结合在一起，平衡对员工的长期激励及短期奖励。所以，股票期权应当作为我国企业科技创业的重要“路径选择”。2，法制路径。科技创业在法制根基深厚的美国欣欣向荣，并非纯属偶然。没有对知识产权有效的法律保护，就没有科技投资，也就没有新型科技产业。“微软帝国”的崛起，就是得益于美国完备的法制体系。假如在一个法制不完善、执法效率低下且不公平的环境中，“微软”不可能持续不断地投资开发出一代又一代性能更强的操作系统。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下，大规模的科技创业恐怕很难获得预期的经济效益。3，资本路径。20世纪90年代大规模科技创业之所以成为美国“新经济”的“龙头”，主要原因在于其融资制度的创新，形成了一个三层次的完整的资金融通次序，即私人资本、风险投资和公开资本市场的并存和互补。中国科技创业的发展，迫切需要建立风险投资制度。但是，要建立一个成熟的风险投资制度，能够真正地对中国的科技创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特别对于处在发展阶段的中小型科技企业，要想得到风险投资，还需要建立场外交易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