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儒”批判的历史解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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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2月17日10:30 光明日报 | |||||||||
孙家洲 俗儒,作为一个与大儒、通儒相对而言的贬义词,之所以名垂史册,大概与两位文化名流、政治权威对它的批判密切相关。 战国后期的思想家荀子把世间习称为“儒者”的人物按人品的高低分为四类:俗人、
而汉宣帝对俗儒的批判则与此完全不同。时为太子的汉元帝对其父的治国之道提出了不同看法:“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立即申斥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汉书·元帝纪》)汉宣帝的这一番斥责,实在使得古代的儒者自感脸面无光,于是要设法疏解——原来是汉宣帝所遇到的儒者层次太低!请看司马光的解释:“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诚不足与为治也,独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岂不过甚矣哉!”(《资治通鉴·汉纪十九·臣光曰》)从汉宣帝的话看,最根本的原因大概是儒者“好是古非今”。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经李斯奏请秦始皇颁行的“焚书令”:“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但由此也可推知生活在君主专制制度之下的儒生“是古非今”的苦衷。他们既不愿轻易放弃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又多缺乏在“天威”之下直言进谏的胆量,于是只好用赞美古代讽谏当世的手段,既保住项上人头,又对自己的社会责任感有个交代。 荀子对“俗儒”的嘲讽,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士人的警示或告诫,士人不要做无益于世用的“书呆子”,更不可有贪图利禄之心。在这个意义上所指的“俗儒”与“通儒”的根本区别只在于俗儒缺乏变通,在观念和行为上迂腐而已。北朝时期对俗儒的一段嘲讽文字极尽其妙,“无所堪能,问一言辄酬数百,责其指归,或无要会。邺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颜氏家训·勉学》) 汉宣帝所批判的“俗儒”,其实是专指“不识事务”、敢于对当政者直言进谏的人。这些人的境界绝对不俗,恰恰是关注社会现实的儒学精英,是值得钦佩的有铮铮铁骨的人物。不管汉宣帝以及后世帝王权贵对他们如何深恶痛绝,这类敢于批评时政、为民请命的儒者倒是代不乏人。 如果抛开荀子、汉宣帝的特指内容,而把“俗儒”之“俗”还原为“流俗”、“寻常”之义,那么,“俗儒”在文化史上最值得批判的罪过有两项:其一是“曲学阿世”,就是曲解学术原理,以逢迎当世统治者。汉武帝时期的儒师公孙弘堪称为代表人物。著名学者辕固当面斥责他:“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尽管公孙弘在学林之中名声不佳,但却得到皇帝的赏识,官至丞相。别人笑骂由他,好官我自做得。这样的人,可以身居高位,但却难以逃脱“俗儒”之讥。其二是排斥俊杰、扼杀英才。人的才具不同、禀赋各异,本来是世间常情。俗儒习惯于循规蹈矩、亦步亦趋;卓拔英俊之材往往不甘受制于常习成规,自然与“俗儒”成为对立的两极。俗儒们自身的学术成就是无从谈起的,但沆瀣一气压制、摧残杰出人物却有着极大的能量。我们从东汉两位名士的坎坷经历就不难悟出这一点。桓谭“有隽才,博览无所不见,不为章句训诂,皆通其大义。……尝疾俗儒高谈弘论,不切时务,由此见排摈”。荀淑“少有高行,博学而不好章句,多为俗儒所非”。这种英才受制于俗儒的悲剧,在中国历史上不知重复上演了多少次!于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就成了人生哲理。怀一时高材的郑板桥不得不感叹“难得糊涂”;不识几个大字的乡间老太也知道“出头的椽子先烂”。这实在是中国文化的悲哀。造成这种民族意识,固然是君主专制政体的需要,但其中确也有俗儒的“贡献”! 当俗儒把文化学术当作阿谀权贵、排斥异己的利器时,就是地道的“小人儒”了。但如果一个时代,充斥着这样的俗儒,其责任自然不应完全由儒林来承担,而应从统治集团的“导向”作用去分析。楚汉之争时期的智者陈平,曾经当面对刘邦分析项羽和刘邦的待人之道不同,所招致的士人人品也不同:“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者多归之。……今大王而少礼,士之廉节者不来;……士之顽顿耆利无耻者亦多归汉。”此语对思考上述命题是很有典型意义的。由此也可知,士林学风的变化,确实折射了一个时代的特点。稿件来源:光明日报(来源:光明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