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郭宇宽 发自浙江台州

　　2003年年底，中国第二届政府创新奖候选项目初评在北京举行。从本次汇集的数百个候选项目来看，有两大特点比较明显，第一，在各种创新项目中，民主建设方面的改革较为突出，占了70%左右；第二，从总体而言，在创新水平上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高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尤其是私营经济发展迅猛的浙江省，经过专家们的评分，在入围的20个创新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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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占5项，其中3项都是围绕民主建设的创新。有意思的是，这3项都集中在台州市，它们是县级市温岭的民主恳谈会、台州团市委开展的各乡镇团委书记直选、台州市椒江区推行的党代表常任制。

　　在台州地区的3个入围项目中，初评中呼声最高的是椒江区的党代表常任制。因为它涉及到当前无论是党中央还是学术界乃至公众都非常关注的如何改进党内民主的重大课题，另一方面人们也意识到越是到权力的核心领域，改革的困难也越大，所以大家普遍对于某种指向党内民主的制度设计寄以很高的期望。而争议最大的就是温岭的民主恳谈会，有人当场提出质疑，认为这很可能是一种形式主义，因为“民主恳谈”这几个字，大多数人乍一听上去，都会想到这样一幅并不陌生的图景：几个穿着朴实的农民成扇形围坐在一个表情慈祥的领导干部周围，领导干部平易近人地拉着老乡的手询问：今年收成还好么？生活有什么困难？老乡则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仅从参选申报的文字材料和在此之前的一些媒体报道恐怕难于探其究竟，怀着种种疑问，记者前往浙江参与了实地的调研。

　　为群众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搭建平台

　　温岭市毗邻温州，私营经济非常发达，今天的温岭人常常非常自豪地说自己“用万分之一土地养活千分之一的人口，贡献四百分之一GDP”。在温岭的实地调查中，记者发现，群众对于民主恳谈会的拥护程度远远超出事先的预料。

　　记者旁听了松门镇一次关于渔需品市场建设问题的恳谈会。松门镇在历史上渔业就十分发达，并自发形成有一定规模和辐射度的渔业用品交易集散地，但是当前销售渔需品的商家比较分散，由于缺乏符合专门功能需求的销售场地，所以占道经营现象比较突出，镇政府感到十分头疼。于是镇政府提出动议：建设一个专门化的渔需物资销售市场。这一项目的上马自然会涉及很多利益的分配，如果按照通常的做法，这样的项目镇党委讨论后就能决定，在公众知情权不充分的情况下，就算上人大表决往往也不过是走个过场，政绩的背后还很可能存在领导干部的寻租空间。

　　而这次松门镇的恳谈会直接把几个关键性的议题交给群众公开讨论：1、这个市场建还是不建？2、如果要建，建多大规模，如何建？3、由谁来投资？4、建在哪里？告示贴出后，没有身份限制，任何干部群众只要感兴趣就可以在约定的时间来参加恳谈会，并且公开发表意见。这一次会议是在镇政府一个简朴的会议室里召开的，近百名群众早早地就把会场坐满了，其中有不少人的切身利益和这个项目休戚相关，比如渔需物资经营户和船老大，还有一些工商税务干部和各村的村民代表。会场没有一般会议常见的水果零食，如果谁需要倒可以提供开水，大家的穿着普遍都比较正式，不少人还穿了西装。会议前镇里的一名干部私下对记者说，估计这次会上最有可能争得不可开交的是市场的选址问题，因为选在哪个村的土地上都会直接给这个村带来经济效益。

　　到了预定时间，镇党委书记先简要介绍了这次会议的目的。接下来由镇长作调研报告，看得出来是做了认真准备的。他操作笔记本电脑通过大屏幕展示讨论所需要的背景资料，包括目前镇上渔需品交易占道经营的图片；可类比的其他地区市场图片(如舟山船用品交易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永康五金城)，并对他们的市场定位和运作模式做了详细的介绍供大家参考；镇政府初步设想的3个候选地址的全景图片，分析了各自在交通、配套设施、发展空间等方面的优劣势。最后，镇长总结了3种投资模式供大家考虑：政府独资、村集体和镇政府合资、市场化招商。

　　接下来党委书记宣布由在场的群众针对前面的议题及自己认为必要的问题发表见解。话筒在会场自由传递，令人大开眼界的是，一些村民虽然说的是一口难懂的浙江方言，记者需像托福测试一样聚精会神才能明白大致意思，但发言的内容却条理清晰、有理有据，而提出的观点都非常尖锐实在。大家一致认为市场早就该建了，但对于投资主题问题，有人认为政府根本不应参与，也有人认为政府参与可以分担建设风险，最后比较集中的认识是应以股份制形式吸纳各种资金，村集体也可以土地入股，同时经营户也可以投资，并且有人当场表示愿意投资。相反对于选址的问题争论却并不激烈，大家普遍认同要选择一处发展空间比较大的土地，哪怕开发成本高一些也可以，有的村代表也提出把市场建到自己村里，但经过比较，综合条件却不如人，便也不再坚持。

　　更让人觉得可贵的是，尽管在一些问题上分歧非常明显，但群众却表现出很好的尊重异见的涵养，仿佛有英国上议院议员的风度，站起来必称“感谢大家给我一个发言的机会……”；“前面的同志们都讲得非常精彩，下面我想谈一点个人的看法，说得不好请大家指正……”最后一个举手的人发表完意见，书记宣布休会。在小会议室里，镇党委班子进行磋商，一刻钟后当场宣布决议：将建设渔需品市场项目纳入下一年度镇政府工作计划，并且采纳大家对于市场投资主体和选址方案的意见，对于大家普遍认可的一个选址，由于涉及部分国家保护的耕地需要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等待批示再向群众汇报，如不可行则采用大家比较赞同的次优方案。现场顿时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

　　“都20年没有这样说话的机会了！”

　　在温岭，这样的民主恳谈已经蔚然成风，各地方凡是关乎公共利益或者涉及重大资金使用的项目都要举行不限制参加者的民主恳谈会，让群众有了畅所欲言的机会。

　　民主恳谈会实际上是政府决策的公开听证会，官员和公民的平等对话会，也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协调沟通会。有这样一个案例，温岭当地曾有一些农户养猪、养奶牛造成了污染，周边居民强烈要求改善环境。这种要求无疑是正当的，但是农户也有自己的说法，搞养殖就会有粪便，当时是政府鼓励我们搞养殖的，现在不让养我们怎么生活？矛盾之尖锐令环保局十分头疼，按过去的解决思路就是多盖图章，多设置审批条件，多下行政指令，但这种思路有可能起反作用：多盖图章会造成更多的非法生存，矛盾会更多。经过民主恳谈会的协调，双方面增进了理解，最后讨论决定由政府出面给养殖大户安排其他场所，而对于一些养殖不上规模、经济上也比较困难的农户，政府帮助安排小商品摊位和给予低保保障，矛盾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民主恳谈在操作中会不会流于形式呢？比如有关部门或者领导只拿鸡毛蒜皮的问题和群众“恳谈”，对于利益重大的关键问题却拒绝“恳谈”，或者任你有千条万条意见，决策的时候仍然“我自为之”。这种担心并非多余，但是，除非主政者逆民意而动，为了个人和集团的利益，不愿主动地沿着民主化的方向作政治回应，反而采取压制性政策，使群众无处说话，否则，如果一项群众拥护的民主制度一旦让他们真正尝到了甜头，个别人想让它流于形式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长期参与民主恳谈推广工作的温岭市宣传部副部长慕毅飞讲了一个他亲眼所见的故事。在石桥头镇关于镇小学搬迁建设选址的恳谈会上，总共有5套方案提供给群众讨论，大家普遍对第3套方案比较拥护，结果最后的决议却是靠近镇政府所在地的第5套方案。台下一片哗然，群众纷纷拂袖离席，一个群众直接走到台前大声质问镇委书记、镇长：“还民主呢？民主你娘个头呀？”台上的镇领导十分尴尬，一时间下不来台，最后这个决议也只好作罢。恳谈会固然是政府组织的，但在温岭，首先在制度上规定对于涉及重大资金运作和重大民生问题的项目，各级政府或者部门必须进行民主恳谈。并且，温岭的民主恳谈在制度上健全了和人大工作的衔接和互动机制。温岭曾经出现过人大代表联名要求进行恳谈的监督案例。

　　民主恳谈会的雏形其实是松门镇搞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建设论坛”，其目的本来是宣传政策、普及观念，是由上而下的。论坛设计了让群众发言的环节，结果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老百姓感慨“都20年没有这样说话的机会了”！结果现场出现了抢话筒的局面，问题都集中针对干部作风，非常尖锐，甚至有人直接站起来问镇长：“×××，我上次托你办事，还请你吃了饭，怎么还没有给我办？”搞得镇长满脸通红。有干部回忆当时的情景说，“简直好像‘文化大革命’里面斗地主。”有很多没有机会发言的群众要求把论坛接着搞下去。随之便引发了争议，这样的论坛该不该再搞？反对的意见主要有，群众素质低下，没有法律意识，只看到个人利益，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看不见改革发展的大局；个别刁民别有用心，公开质疑党的领导干部，会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让干部以后无法开展工作。比较温和的意见是，这样的活动费时费力，把精力花在这样的活动上面，会降低政府的决策效率和工作效率。得益于温岭市和松门镇一批富有眼光、勇于探索的领导干部，这一形式不仅坚持下来，而且经过逐步摸索，市里坚决将这一措施推广到其他的乡镇。

　　实施以后的正面效果很快就显示出来，首先是避免了决策方面班子内部的矛盾，其次是分散了决策风险，政府项目的实施成本大大降低，比如在征地拆迁等问题上由于事先就公开听取意见，照顾到利益涉及方的合理诉求，几乎很少遇到阻力。特别可喜的是，普通群众的参政议政水平提高得极快，随着最初积压的怨气被释放，当面指责官员作风的很快就少了，而且变得彬彬有礼；关注的焦点也从最初的计划生育、煤气价格，到现在最关心的乡镇规划、工业中心设计、学校建设等更加宏观的问题。

　　民主恳谈带动了整个温岭地区民主意识的高涨，松建村的支部书记告诉记者，现在他们村里聘一个护林员，一个管抽水机的工人，村民代表都要求无记名投票表决。温岭市委书记王金生大发感慨：“说句老实话，这几年我们一路走来，是老百姓的创造性和热情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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