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担任过广西北流市市长的李水明在涉嫌受贿被羁押期间，通过自己亲身感受对基层收受红包问题进行了反思———谁在收红包？谁在送红包？收受红包之风为何盛行？如何防止和尽可能杜绝收受红包现象？

　　33岁就开始当市长的李水明，担任北流市市长以后大肆收受贿赂，仅法院认定的就有共计人民币90.1万元、美金1.9万元。此外，李水明还有人民币184.8万多元、港币9.29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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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金700元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其中，仅收取他人红包一项就有人民币72.7万元、港币11.7万元、美金2000元。

　　2003年12月24日，法院一审作出宣判，以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李水明有期徒刑10年。同时，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纪律检查委员会还查处了对李水明行贿、赠送红包的43名党员干部。

　　以下是李水明对于“红包问题”反思的原文摘录：

　　我自1991年以来，利用职务之便，收取部分单位及个人的红包数十万元，大部分是1998年初任北流市委副书记后收受的。我现在已走向了犯罪道路。我的犯罪自红包起，红包之祸猛于虎也。

　　爱红包甚于权力

　　受者贪钱，送者恋利，各怀心事。一些干部对于红包之爱，甚于权力。

　　县（市）四家班子中大多数领导收受红包。只不过党政班子有权力，收红包多，人大政协权力相对少些，但并非清池一潭。

　　收受的范围十分宽广。不仅包括党政机关的下级送的，也包括企事业单位、学校、医疗机构及个体老板送的。每到春节，北流市一些单位领导就提个小包，东窜西走送红包。

　　殊不知，红包之风害处之大：

　　群众最看得见的腐败。春节中秋，有的领导门庭若市，鱼贯而进，鱼贯而去，来去匆匆，手上只有一个小皮包，干什么？群众曰：“送红包也。”群众心中如何感想，不言而喻。这种行为不仅使党和政府形象受损，而且也使干部的公众号召力大大下降。

　　国家财产化公为私。例如一个县（市）有l00个单位，以单位名义给县长、市长送红包就有多少？这还不包括一个县（市）大大小小的领导、经理、校长、院长。他们还要以个人的名义给县（市）长送红包，数目可想而知。因送红包百分之九十用公款，国家财产流失几何？以我为例，1991年起收小红包，当市长后收大红包，最后受贿。多少贪官，都从收红包始，而以坐监乃至死刑终，值得深思。可想而知，大家都搞歪门邪道，难有心思干工作，经济怎能搞得上去？

　　严查红包律之以法

　　我自身犯罪与红包关系密切，所谓“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也。本人诚恳认罪伏法，好好改造，争取重新做人。为反腐败计，本人斗胆提出以下或许不对的建议：

　　把收受红包作为当前反腐败斗争的重中之重而加制止，在基层（县市、乡镇）尤为如此。必须坚持宽严并举的办法，在一定时期，来一次收受红包的“严查”活动，对按时按地按金额交待收受、送红包的，给予从轻或免于处罚，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对发现有收受红包事实的，要一查到底且从重处罚，以起到更好警示作用。一句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讲之以纪、律之以法。

　　建立完备的个人财产和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现在主要是副处以上的个人财产要申报，这意义不太大，必须想办法对整个家庭财产进行申报，并且对重点对象每年申报的财产要进行审查，这样效果会更好。

　　必须抓“一把手”，管人管事管财的“一把手”，建立严格的收受红包的“一把手”责任制。问题的蔓延往往从这些人开始。现在尽管中央、各省区的文件已极为严厉，但查处制度、举报制度、审计制度、财务制度跟不上，所以，有时查处流于形式。加上收红包只是违纪不违法，所以查起来总觉得事情太轻，不值得投那么多精力。

　　必须取消“廉政帐户”。有很多地方已明文取消，“廉政帐户”正是一些狡猾分子逃脱处罚的温床。如这个腐败分子共收了100万元红包，他“主动”存20万元到廉政帐户，俨然一副廉洁状。即便发现他有问题，上级追查很难会超过20万元，因为红包非常分散，除非他自己主动交待。

　　必须加强以群众监督为主的多方式监督。充分发动群众的力量，尤其要真正把群众的监督如举报等重视起来，这样对惩治那些隐蔽极深的腐败分子更有帮助。（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作者:王勉胡江 编辑: